坐牢十余年 国民党抗战老兵：共产党对我好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与赵振英握手

　　符国仟

　　“他和我想得不太一样。”读卖新闻的记者有点困惑，他杵在北京午后白晃晃的阳光里回味着他的采访对象，无视掉半步之外的阴凉。志愿者（虽然他自己并不这么认为）薛刚带我们去了95岁抗战老兵符国仟的家。老人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有问必答，薛刚热情充当老兵和这位中文并不差的日本记者之间的翻译。日本人弄懂了“爆破”指爆炸，“息烽”是休息的息，但这无助于解决他写稿时会碰到的关键问题：一个长期受到忽视甚至不公对待的国民党老兵，对党为什么会是这个态度？

　　符国仟是泰国华侨，1939年，19岁的符国仟怀着抗战的愿望来到中国，次年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受命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教授射击、爆破，到底没能如愿上一线，离炮火最近的一次，可能是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他作为警务人员在那儿维持秩序。建国后他还是被抓了，用他的话说，“没和共产党发生冲突，不知怎么成了政治犯。”他在新疆坐了十多年牢，出狱后在当地做工直到退休，辗转和家人回到北京，如今社保关系仍留在新疆无法转回。其间他回过一次泰国，母亲劝他留下，他舍不得妻儿，还是回了北京，“党对我好啊，让我回去”，他说。

　　党好，符国仟几次这么说。薛刚泼他冷水，党对你好，那是因为你是华侨。薛刚说他给老人讲华侨政策，强调要不是华侨身份，他早和他的同事、学生一样被枪毙了，但老人“根本掰不过来”，最后薛刚笑呵呵地搂住老人的肩，“党对你好，主要是因为你人好。”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老兵在抗战中的付出一直得不到承认，另一方面，在极为看重意识形态的年代里，政治身份带给老兵个体和家人的是直接的灾难。薛刚在2005年前已经开始关注国民党抗战老兵这个群体，从最早的互助老兵论坛，到2009年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引发救助老兵热潮，他经历了志愿者团队的风风火火与分分合合，自嘲“做不了领导者”，在2012年左右抽身单干，拒绝加入任何团体。“志愿者”这个称谓他不太满意，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和老兵的交往是做公益或者慈善。五十出头的薛刚对待九十多岁的老兵近乎宠溺，像哄一个与世无涉的孩子。实际上他对所有老兵都表现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宽容：所有在1945年8月15日之前入伍的老人都是抗战老兵，都有权利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必要的资助。

　　这是一个颇为宽松的标准，实际上，民政部门在和民间力量合作的时候，后者承担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核实老兵的真实身份。要这批平均年龄90岁以上的老人拿出抗战证明并不容易，更为本质的分歧是，身份问题有没有那么重要？比如，对重写滇缅抗战历史的军人余戈而言，真实太重要了。在滇西做田野调查和翻阅文献时，余戈认识到经历战争并幸存下来的人太复杂，有逃兵，有兵贩子，有汉奸。他举例，央视《面对面》节目有一期老兵的节目，其中两个老兵都是假的，他们口述的抗战经历根本不合史实。他援引西点军校的校训“国家，荣誉，责任”，坚持荣誉是不能被玷污的，抗战老兵必须是一个为了家国而战的真正的战士，虽然他也认可这标准在当下“有些苛刻”。余戈佩服那些能把战役、战场讲得明明白白的老兵，这样的老兵能够刚好嵌入他所搜集到的呆板冰冷的文献资料，也就是他最感兴趣的“微观历史”。

　　余戈的的外祖父也是国军出身，“文革”中遭毒打,于1968年自尽，同年余戈出生。他已经能比较坦然地旁观这段历史，称其已经“翻篇”，政治身份的影响日渐弱化，“一个人过得好与不好，在于其能力和关系，而国民党的后代，往往因为深厚的家族积淀反而混得比某些贫民出身的红色后代们更好”。余戈说。他把国民党抗战老兵得不到国家层面的肯定归结为“行政不作为”，和民政部门频繁打交道的孙春龙与他判断基本一致：你做这件事，政治上没有任何好处，为什么要做？

　　去年7月，民政部曾下发通知：各地政府应将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会保障中。这一度让救助老兵的民间力量兴奋不已。“老兵回家”公益活动发起人、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说，社会保障本来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这个文件最大一点是立场——老兵要管，这是一个主要信号，并且明确了这事可以找民政部。此前民间志愿者向政府寻求合作时，常常所求无门。而实际上，各地民政部门接收这个信号的程度因地而异。云南民政厅已经和龙越展开合作，而孙春龙跑过的其他省份，大部分民政部门依然态度冷淡。

　　抗战老兵们生活水准因人而异，在这点上薛刚和余戈也能达成共识。北京的老兵们普遍活得还行，北京的志愿者告诉我。从这个意义上，符国仟的“感恩”也算事出有因。

　　同一天我们还去给另一位抗战老兵赵振英送装裱好的照片，今年七七抗战纪念活动上习近平俯身和他握手的合影。97岁的赵振英和符国仟一样，乐于回答关于当年抗战经历的提问。2009年志愿者找到赵时，他并不愿意提起过去，称他在国民党的经历是“耻辱”。如今他能够敞开谈论了，记忆却出了故障。

　　“跟他们讲讲打耳光的故事。”薛刚提醒。

　　“我在公园里坐着背英语，一个日本鬼子走过来和我说话，我没听懂，他就打了我一耳光。”那记耳光是仇恨的开始，老人谈论着他对日本的仇恨，说他有美国朋友，但跟日本人没有私人往来。日本记者在一旁静静地听。

　　“我在公园里背英语，一个日本人……”他又讲了一遍。

　　10秒后他第3次重复，我们和保姆都意识到我们该离开了。这时日本记者跑到老人面前，把见面时递给老人的名片塞回到他手里，“请你好好保存，希望我能成为你的第一个日本朋友。”

　　老人弄明白了意思，看着很高兴地跟对方握手：“好啊好啊。那还真没有第二个。”

　　他是不是忘了几分钟前说过不跟日本人做朋友？不知道。对日本的恨总是不会忘记的，但很可能，几分钟后，他会忘掉这个日本记者和他们刚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