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误击韩国客机事件之后苏联高层会议记录揭秘

　　文| [俄]鲁·格·皮霍亚

　　1983年9月1日，在苏联萨哈林上空，一架载有269名乘客的韩国客机被苏联空军当作美国侦察机击落。俄罗斯历史学家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等近年公开的档案，披露了这一事件发生后，苏联领导人是如此的应对失据与措手不及。

　　1983年9月1日被击落的韩国民航波音-747客机007号航班。

　　1983年9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行会议。会议计划讨论一些陈规旧套的老问题——关于在1983年11月份召开例行中央全会的问题……惟一能使此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可能就是安德罗波夫的身体问题（注：1982年11月安德罗波夫接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疾病使此次政治局会议成了安德罗波夫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对于政治局来说，最重要的新消息是夜里被击落的美国侦察机实际上是韩国的一架客机。

　　1983年9月1日早晨，当美国副国务卿伯特询问有关韩国一架载有269名乘客从纽约飞往汉城，中间在阿拉斯加降落过的客机在萨哈林地区失踪的情况时，这一消息才传到了莫斯科。与此同时，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确信，9月1日凌晨在萨哈林上空被击落的是美国一架R-135型侦察机，而客机失事的消息完全出乎意料。

　　在总参谋部举行的会议上宣布，防空军已确认击落了美国一架R-135型侦察机。该型号的多架侦察机对苏联从西部地区向勘察加发射导弹的实验行动进行了侦察。这架飞机在当地时间（勘察加时间）凌晨2时45分侵入苏联领空。4时51分，从阿拉斯加方向飞来的另一架飞机接近了它。苏联防空部队确认，这是R-135的同类飞机。

　　当时日本电视媒体模拟的客机遇袭画面。

　　这就是那架不幸的“波音-747”。难以设想的是，装备有良好的雷达导航设备，时刻保持着不间断无线电联络的客机，竟然能够偏离规定航线500—600公里。而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和日本的无线电控制部门怎么会发现不了这架飞机航线的这种改变（致命的改变!）呢？为什么美国和日本的无线电控制部门不通过苏联无线电控制部门与日本和美国的同行之间所使用的通信频道，通知苏联方面呢？“冷战”的烙印在整个这起悲惨事件上得到了反映。

　　被苏联防空部队确定为侦察机的这架飞机，跟平时的飞行不一样，没有沿海岸飞行，而是向勘察加飞来，接近了苏联战略核力量所在地区。防空指挥部下令歼击-截击机起飞，企图迫降入侵的飞机。

　　这一企图没有成功——入侵飞机向东飞去，并在6时05分离开了苏联领空。苏联的电子监控部门发现，这架飞机一直与地面保持着无线电联络，它在6时10分通知地面说：“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勘察加南部。”

　　6时13分，这架飞机再次进入苏联领空，这一次是飞到了萨哈林岛上空。苏联防空指挥部确信自己是在同一架侦察机打交道。一架苏-15型歼击—截击机腾空而起。该机接到的命令是：“发信号警告”，“将其迫降到我方机场”。

　　6时20分，飞行员接到命令：“开炮警告。”入侵飞机还是不服从命令，并开始迅速拔高飞行。于是，6时24分，防空指挥部下达了“摧毁目标”的命令。截击机发射了2枚导弹，击中目标。

　　航班从阿拉斯加起飞后两小时左右，不知什么原因客机突然偏离航向达500公里以上，飞向苏联堪察加半岛南部以及萨哈林岛（库页岛），此处是苏联部署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弹道导弹基地。

　　后来，驾驶这架苏-15型歼击-截击机向入侵飞机发射2枚导弹的飞行员奥西波夫说：“我怎么也不能想像，我会去击落一架客机。说是什么飞机都可以，这的确不是客机!”苏联防空指挥部9月1日确信，在“冷战”条件下，这是司空见惯的一件常事。

　　在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9月1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苏联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苏联打算发射曳光弹向这架飞机提出警告。”

　　舒尔茨的这个声明是让苏联承担故意击落客机的责任。然而，舒尔茨故意歪曲了美国截听到的苏联飞机的无线电情报。按照这份情报的说法，苏联飞行员报告说，他飞机上的信号灯已经打开，也开炮打了一个点射。

　　出席在苏联总参谋部举行的会议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格·马·科尔尼延科，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所发生的事情时，坚持认为，在强调韩国飞机侵入苏联领空，并拒不服从苏联防空飞机的要求的同时，还要在声明中通报说，韩国飞机已经被击落。

　　安德罗波夫犹豫不决。一方面，他相信这架飞机发生的事情是“里根的阴谋”，而从另一方面讲，应当通报所发生的事件。他对科尔尼延科说：“德米特里（即乌斯季诺夫——作者注）坚决反对承认我们跟飞机被毁事件有关。”安德罗波夫马上打电话给乌斯季诺夫，乌斯季诺夫劝安德罗波夫不要着急，说：“一切都将恢复正常，任何人永远也找不到任何证据。”

　　根据讨论的结果，政治局在9月1日做出决定，发布了一条非常没有条理的塔斯社正式声明。

　　声明在9月2日发布。声明说：“今年8月31日深夜，一架不明国籍飞机在勘察加上空进入苏联领空，后来，该机再次侵入萨哈林上空的苏联领空。与此同时，该机关闭了空中导航指示灯，拒绝回答询问，也不与无线电技术部门通联。起飞拦截入侵飞机的防空歼击机试图协助该机降落到附近的机场。但入侵飞机对苏联歼击机所发射的信号和警告不予理睬，继续向日本海方向飞行。”

　　1983年9月1日，纽约的韩国侨民阅读韩文报纸关于大韩航空客机被苏联击落，机上269人全部遇难的消息。

　　1983年9月2日，政治局举行会议。由于安德罗波夫不能出席，此次会议由康·乌·契尔年科主持。契尔年科提醒说：“有关韩国客机的事件政治局委员们在昨天已经讨论过了。大家也都知道，有关这一事件的通报也已经公布了。较详细的材料也发给了大家，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希望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一复杂问题拿出意见。”

　　契尔年科说，召开此次会议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和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新闻媒体就这一事件掀起了一场反苏运动。我们应当全面地交换一下意见。”

　　而在讨论过程中还出现另一个问题：侦察机怎么会变成客机了呢？为什么被击落的是一架客机呢？

　　击落侵入领空的侦察机的权力无须讨论。这在“冷战”时期已有多年的实践。可这一次不是侦察机，而是客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1983年9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称苏联表面上鼓吹对和平的向往和推动全球裁军，但背后却快速无情地做出恐怖主义行径，夺取无辜民众的生命。击落民航客机，是对手无寸铁平民的冷血屠杀暴行，不可原谅及应受到国际制裁与谴责。这个消息迅速在韩国传开，举国哀哭一片。

　　在查阅1983年9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时，给人越来越明显的感觉是，这件事使最高政治领导人措手不及，根本谈不上对这一事件预先拟定计划。不过，毫无疑问的是，韩国客机的悲剧，是保持多年的临战局面所注定的。

　　苏联的“主角们”是这样即兴发言的：

　　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说：我可以向政治局保证，我军飞行员的行动完全符合军人职责的要求，所提交的报告中所叙述的一切都是真相。我们的行动绝对正确，因为美国生产的这架韩国飞机深入我国领空500公里。从外形*廓上，很难将这架飞机与侦察机区分开。苏联军事飞行员已经对客机进行过射击警告。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飞行员们的行动完全正确，因为他们根据国际规则，多次向这架飞机发出信号，让其降落在我国的机场上。

　　戈尔巴乔夫说：这架飞机在我国领空飞行的时间很长。如果说它迷航了，美国人就应当通知我们，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

　　乌斯季诺夫说：不论是在勘察加上空，还是在萨哈林上空，我军飞行员对这架飞机做出多次警告。这架飞机闭灯飞行。飞机的窗户没有灯光。我军飞行员按照国际规则，发射曳光弹进行了警告。后来，飞行员向地面报告说，这架飞机是军用机，应当击落。我的意见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在我国报刊上发表必要的报道。不过，我们不能惊慌失措。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近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太平洋边界地区发生了12起这种侵犯领空的事件。大家都知道，1978年，在摩尔曼斯克地区我们曾经采取行动，迫使一架韩国飞机降落在我国机场上。

　　我建议委托国防部、外交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一个工作组，就目前所形成的局面，负责制定必要的措施，并提出建议。该工作组可吸收尼·瓦·奥加尔科夫同志（总参谋长——作者注）和克留奇科夫同志（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即情报局局长——作者注）。

　　乌斯季诺夫

　　吉洪诺夫说：我不明白的是，汉城的飞行员想干什么。他应当知道他这样做是在找死。他也看到了我国飞机的信号灯，也知道了让他降落的要求。我认为，这是蓄意的挑衅，目的是使国际形势复杂化和尖锐化。

　　乌斯季诺夫说：很难说韩国人是怎么想的。而完全可能的是，这就是蓄意挑衅。问题在于，该怎样报道我们的攻击行动更好一些。

　　葛罗米柯说：不能否认我们的攻击行动。

　　杰米契夫说：他们当然知道这是实弹攻击。

　　格里申说：韩国飞行员说过什么？

　　乌斯季诺夫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

　　沃罗特尼科夫说：是不是韩国飞机的通信出了故障？

　　乌斯季诺夫说：这一点谁也不好说。

　　奥加尔科夫（苏联总参谋长）说：我们掌握了韩国飞机与地面联络的情报。

　　切布里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我想对大家说的做一点补充。第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非常准确地知道韩国飞机的飞行情况，并对它进行了跟踪观察。第二，日本人公布的第一批资料，所依据的只有一个来源：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得到的情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对这架韩国飞机如此关注？第三，根据我方的情报，这架失踪的飞机跟美国的飞机没有进行联络，干脆就是静默飞行。最后，也就是第四点，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架飞机深入了苏联领空，并且是在勘察加和萨哈林地区苏联最保密设施的上空飞过……

　　戈尔巴乔夫说：他们确定了这是实弹射击吗？

　　切布里科夫说：没有确定。不过，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方的行动是完全合法的，是苏联军队条例直接规定的。

　　另外，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必须给民航局下达关于严格遵守国际飞行走廊和航线的指示，也许，甚至可以减少飞往东部和美国的飞行次数。毫无疑问的是，帝国主义势力将会挑动在我国驻外使馆前举行示威行动和其他敌对行动。因此，必须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各机构发出相应的指示。

　　罗曼诺夫说：我支持大家说的意见。在我们的报道中，首先应当做到的是，第一，要指出，韩国的飞机是军用飞机还是民航飞机很难区分。第二，应当强调这架飞机违反了最重要的国际公约。第三，需要说明这架飞机对任何询问和信号都不做出回答。要知道，依据现行法律，我们有权迫降在我国领空非法飞行的外国飞机。当然了，应当确定我们在新闻媒体和在国际场合做出表态的时机和顺序……”

　　9月3日，当西方国家所有的媒体都报道说，苏联击落了韩国一架载有269名旅客的“波音”飞机的时候，塔斯社发表了一份更加没有条理的声明，将政治局委员们在9月1日和2日阐述的观点同时公布了出来。

　　关于韩国“波音”客机事件，塔斯社报道说，这架侵犯了苏联领空的飞机，被苏联防空部门发现，防空部门的战斗机起飞，沿这架飞机的飞行方向发射了曳光弹，此后，过了大约10分钟，这架“波音”飞机“还处在雷达监视区里，此后，对这架飞机就失去了监视。”将政治局的话翻译一下，意思是说：看到了这架飞机，对它进行了射击，但没有击中。飞机飞走了，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刚刚开始捏造的假话，立刻使有关萨哈林上空必定发生悲剧事件的报道变得毫无意义。这则报道说，这架韩国飞机与美国多架侦察机一起飞行，这些飞机深入苏联境内，准确地讲，是飞到了苏联远东地区已经正式宣布的、且已经事先向各航空公司声明过的禁飞区。这则报道还说，这架“迷航”的飞机始终处在美国电子监控设备的监控区里，美国人有责任警告“波音”飞机上的驾驶员，因而，他们应当对这架客机侵入禁飞区承担责任（如果认为这架飞机是迷航了的话）。

　　苏联官方机关公开撒谎，一下子被美国政府抓住了把柄，使得美国能够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在这场宣传攻势中，野蛮地击落客机的行为所引起的正义愤怒，与美国企图摆脱不愉快问题，逃避对所发生事件责任的企图，结合在了一起。

　　1983年9月5日，华盛顿的韩国侨民焚烧苏联国旗泄愤。

　　苏联宣传机器启动很慢。9月4日，苏联新闻媒体对这一悲剧实际上继续保持沉默。9月5日，在西方社会大量愤怒行动的压力下，防空部队司令C．罗曼诺夫上将在《真理报》发表谈话，承认飞行员在夜间，在云层里，无法将侦察机与客机区分开。

　　只是到了9月7日，苏联政府才援引后续情报，发表正式声明，谈到了前些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的情况（不幸的“波音”飞机的飞行情况，苏联防空部队的行动情况），并且承认对所发生的悲剧承担责任，还对“无辜人员”的死亡表示遗憾。然而，这种认错行动为时已晚，并且，显然是被迫的。

　　9月8日，美国国务卿D.舒尔茨与苏联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在马德里举行会晤，此次会晤的特点是双方互相指责。结果，会晤不欢而散。

　　会晤结束后，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举行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总参谋长尼·瓦·奥加尔科夫做了讲话，并且列举证据，说明韩国飞机侵犯苏联边界与美国侦察机的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行动与“FERRET-2”（“雪貂-2”）间谍卫星飞行的相互协调。

　　后来，苏联空军元帅彼得·基尔萨诺夫公布了这架韩国“波音”飞机在安克雷奇机场滞留了40分钟的情况，按照苏联军事专家的意见，这是为了保证间谍卫星、“波音”客机和美国的侦察机同时出现在勘察加和萨哈林的上空。基尔萨诺夫还说，韩国客机一直处在美国“LORAN-C”（“罗兰-C”）无线电导航系统的监控区里。他还说，这架客机的机组人员不寻常地从18人增加到了29人，驾驶这架飞机的是韩国预备役上校陈冰英和预备役中校孙淳允，这足以证明这架飞机在美国的侦察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些本身就很重要的情况并不能抹杀客机被击落这个不争的事实，也不能抹杀苏联领导人企图向全世界和本国掩盖凌晨在萨哈林上空发生的这一悲剧的事实。

　　1984年8月31日，大韩航空客机遇袭一周年，在华盛顿拉斐特广场，人们摆上纸制的墓碑，祭奠遇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