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已有11天，但两党经过多轮协商后无妥协迹象，政府债务违约危机仍难以消除。在这一次“关门风波”中，美国两党相争、两院分治的政治制度被极端化，原本的权力制衡已发展到恶意打压、恶性竞争的地步，甚至日益演变成顽固的、不妥协的意识形态之争。有评论认为，这凸显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缺陷，且越是危机时刻，缺陷暴露得越明显。

　　　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跌至40多年新低

　　这一场“关门风波”或多或少会拖累美国经济，无疑也损害了美国政府形象。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受联邦政府部分关闭影响，目前仅有18%的美国民众对政府感到满意，比上月下跌了14个百分点，创下1971年以来最低纪录。上一次民调结果最低点出现在2011年9月，当时奥巴马政府也正与国会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展开争斗。

　　扒洛普公司另一项调查显示，“关门风波”的负面效应也波及美国民众对民主和共和两党的满意度。数据显示，眼下民众对共和党的支持率为28%，比9月份骤降10个百分点，是盖洛普公司自1992年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值；民众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也比上个月下跌4个百分点，降至43%。

　　　　“美国式”民主制度弊端频现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撰文批评共和党每次都拿政府预算问题开战，但最后都没有捞到任何好处。文章称，在1995年那一场危机中，共和党未能如愿将民主党政府逼入绝境，却导致政府出现14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给共和党一个惨痛教训。如今18年后，同样戏码卷土重来，令人怀疑共和党是否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盖尔斯顿对本报记者表示，两党相争的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他比喻说，当两辆汽车在一座单行桥上相向而行时，假如其中一方突然转向避免相撞，另一方赢得游戏；假如双方都转向，则游戏失败，但仍能进入新的一轮游戏；假如双方都不转向，则两车相撞，游戏彻底结束。“这就是两党争斗的写照，任何一方都不愿转向，且始终等待另一方先妥协。”他认为，在这一场“权力之战”中，双方能否达成“停火协议”都将基于条件的满足，而这又恰恰是两党滥用权力制衡来维护党派利益的体现。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场因少数激进派议员逼迫产生的“关门风波”反证出以多数原则为基础的“美国式”民主制度正面临威胁。他认为，美国政治制度中有以下3方面发生结构性变化：首先是国会中少数议员不仅能掌控他们自己的政党，甚至能够掌控整个政府；其次，参与这一过程的议员们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被赋予权力而更肆无忌惮；最后，当极端派人士希望远离传统的制度基础即多数原则时，民主制度就已陷于危难中。

　　有分析人士认为，权力制衡是美国政体中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制度设计，本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但如今事实表明，一些激进派议员为维护党派立场就在滥用权力，丝毫不考虑民生需要。而在为了各自政治利益互不相让的政治生态中，美国政府的行政效能极其低下。美国着名政治学家乔姆斯基也忧心忡忡地表示，近年来，美国国会中出现党派仅获得少数票数、却赢得多数席位的现象，且他们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不断通过一些极为有损国家和民众利益的议案。他说，眼下美国政坛正在出现所谓“激进派的暴乱”，尤其在保守的共和党议员中间。“这些做法将会毁掉整个国家，甚至世界”。

　　　　制衡制度逐渐演变成“否决政体”

　　美国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日前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宪法的制衡作用一直在允许少数派阻碍主要的社会立法法案。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民权。譬如，内战结束100年后，占少数的南部各州依然能够阻止给予非洲裔美国人全面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联邦法案。

　　埃山认为，与其他大多数民主制度相比，美国的宪法制度将立法机构分成势均力敌的参众两院，为政府决策设置了非同寻常的障碍。随着两党政治方向和意识形态上渐行渐远，美国的制衡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一种“否决政体”，即代表少数人立场的各种政治派别可以阻止多数派的行动，并阻止政府采取任何行动。因此，“我们的政治制度令人更容易阻止行动，而不是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决定”。他说，眼下奥巴马政府与共和党议员之间出现的政治僵局正是恶性权力制衡导致的恶果。而由于美国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授权给少数人阻止多数人的，所以类似僵局很可能持续多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