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料到，薄熙来遭判重刑，一阵纷攘后，中国舆论对这件世纪大案的关注度迅速冷却，以致薄熙来是否上诉，迄今未见官方披露。理由很简单，一是官方不愿让事件多张扬，想尽快落幕，官媒不再炒作；二是紧接着薄案宣判，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突遭执行死刑，李天一强奸案判刑十年，摔死婴孩的韩磊判死刑，涉及铁道部长刘志军案的丁书苗案庭审，一系列重案出台，自然削减薄案的冲击；三是中共18大三中全会召开在即，民众期待习李体制反腐，更关注经济民生的未来，对薄熙来上诉与否关注度自然降低。

　　包重要的是，薄熙来案尘埃落定后，习李体制迅速进入新一轮反腐周期，“大老虎”呼之欲出。正紧锣密鼓彻查的中石油高层窝案及金融系统高层腐败窝案，也逐渐揭开中，其牵连之广，腐败之深，让喜欢看政治大戏的中国民众甚为期待，薄熙来案由此成了“旧案”。

　　其实，谁都知道，习李体制系列铁腕反腐，自然加深社会共识，认为“无官不贪”，因此，民众也形成自己的判断标准；习李如果真要彻底杜绝官场贪污，就应主动让权，建立司法独立机制，让“法比党大”；不然，一系列反腐败措施，说到底难以摆脱“一朝天子一朝臣”陋习，无非是权力斗争的表面文章，去了旧贪官，一定来新贪官，最终腐败难以从源头上遏制，还是难免亡党亡国的危机和动盪。

　　从目前情势看，习李体制似不愿陷入上述两个选择，而採取新的两手策略，企图走出中共面临的两难困境。所谓两手策略，是一方面继续围剿“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刑拘许志永、王功权等公民社会运动领袖，震慑网路言论及自由派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在铁腕反腐时，展开省委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运动，期待通过习李新体制的“吏治”措施，解决腐败的老大难问题，减轻执政党与社会民众的对立，赢回执政合法性。

　　对此，大陆社会反应两极化。左派支持者（包括薄粉）和不少普通老百姓讚扬政府新作风；而自由派及更多民众则惊呼，认为习李已缺乏新的治理手段，只能用毛泽东的党内整风运动手段，来遏制权力腐败，改善干群关係。给这种担心火上浇油的是，大陆社会已在纷传，当年由林彪竭力吹捧、在文革中盛行的“红宝书”（毛语录），可能重印，但官方已否认。

　　从中共党史看，毛泽东的权威性确实是从延安整风开始确立，已故中共党史专家高华的着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对此有深刻阐述。但客观而言，对习李体制推动新整风运动，应从两方面来观察。

　　首先，不要先入为主，把习近平的整风努力，打成是“毛主义的回潮”，或解释成唬弄左派势力。习李上台，眼见腐败盛行，吏治败坏，社会危机四伏，必须要有所作为。铁腕反腐是治标，期待通过整风和提升干部素质，来找到反腐治本之道。

　　习近平亲自在京畿重镇河北，连续四个下午聆听省委常委“互相照镜子”，可谓用心良苦。其他常委也将在其馀省份“监军”，形成整风新模式。这种整风，至少可以打破“省委书记是小皇帝”弊病，让政令可以出中南海，这是薄熙来专权带来的教训。江西省委书记强卫率先喊出“向我开砲”，无疑是支持这种整风的表徵。

　　但另一方面，我们应看到，今天的时代已不同于毛泽东时代。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毛的整风运动，最终就是大权独揽，赢得政权；而到了文革，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成了“整人”代名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是受害者之一。如今，执政党大权在握，利益诱惑太大，整风根本无法抑制官吏贪污的冲动，而社会多样化，也导致各阶层利益诉求不同，“一言堂”对付不了中国社会的複杂性。

　　由此可见，共产党党内整风，是党内家务事，做事总比不做好。但社会和民众期待的，已不是好皇帝和清官，而是呼吁法制和人权自由平等。整风不可能替代法制独立，真正要让人民相信，反腐败不是运动、不是权力斗争，就需要法制大于人治，法大于党，这才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