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显示民主,建立了国民参政会制度,不少民主人士成为参政员。参政会议上,蒋介石的独裁本质不断显露,但他也对敢于直言的民主人士感到头痛,张奚若、钱端升、罗隆基、周炳琳等人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 在1939年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张奚若严词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当时,蒋介石为体现自己重视民意、重视民主,也来参加会议,但张奚若的发言让他十分难堪,于是打断张奚若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对蒋介石的假意民主非常生气,当即拂袖而去。此后一届参政会举行时,国民政府给张奚若寄来了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先生当即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迫于民意的压力,一面假意实行民主宪政,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面暗中准备内战。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人士一律加入国民党,并要填写表格。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奚若,态度鲜明,当即拒绝。在国民党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会将张奚若列入无党派人士名单。国民党方面不同意,声明张奚若是国民党党员。张奚若闻听后立即联系报社,在《大公报》发出声明:“近有人在外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党员,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特此说明,本人不属于任何党派。” 1946年初,在一次四校联合举办的时事讲演会上,张奚若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展开猛烈抨击:“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张奚若越说越气愤,他概括归纳国民党政府的行径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 1949年,作为知名民主人士,张奚若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对新中国的国名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得到各方面积极回应。毛泽东主席在8月1日给各民主党派的复电中,提出要“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此后一段时间,新中国的国名一直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在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带领大家高呼的口号就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会议期间,一些代表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提出了不同意见。黄炎培、张志让认为这个国名太长,“共和”即有“民主”之意,两者并无兼列必要,提出改为“中华人民民主国”。他们的意见引起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的重视。在6月23日的会议上,张奚若发言说:“有几位老先生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字太长,说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比叫中华人民民主国好。有人民二字就可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来自希腊字,与人民同义。”他认为这个名称虽长,解释起来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民主而非君主,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在此后的讨论中,张奚若的建议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新中国国名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张焕萍)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9月03日 第 06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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