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博士策划的《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艺术》展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并不缺少舶来品，很明显这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的历史竞争中落后了那么重要的一大截。吃穿衣用住行，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维认知都尽量会往优雅的西方靠拢。崇洋媚外从来不是一个贬义词。

　　可是大部分情况下，面子是学得有模有样，里子可能就不那么实在了。借助“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艺术展”的契机，不妨可以思考一下从新表现主义那里我们究竟穷尽了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做为后现代主义的一支，德国新表现主义开始为中国艺术家所关注。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在艺术上有绝对的传承或者学习关系，但从周春芽，毛旭辉，叶永青的作品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影子。

　　然而这一次的结合或者称之为学习的结果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几乎成为一种成功且方便的“艺术形式”供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选择、利用直至现今。恰恰是在形式上学习却成就了中国当代艺术诸多的成就；也正是因为这片段、肢解的学习，德国的新表现主义与中国的表现主义显得有些貌合神离。

　　环境造成了艺术流派的变种。回顾历史，作为一个与历史、政治和文化密切相关的艺术流派，德国表现主义从宏大的，严肃的哲学思考上改变了战后德国新艺术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上下文情景中，重要的不仅仅只是艺术的形式：你可以将压抑、狂乱的团块线条和不加思索挥泄的色彩布满整幅画面；也可以将“牛奶画成绿色”(乔治·巴塞利兹语)；将你所熟悉的一切人物形象全部倒置；甚至直言不讳的让纳粹的军帽或者军装成为画面因素；你甚至可以“随意的宣称”终于在架上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和生命所在；你也可以以一种极其蛮横和粗糙的态度打破现行的所有理念和程式。

　　在这之后呢？德国新表现主义难道仅仅是靠此就取得艺术史上的地位了？当然不是。在这之后往往是大众，或者说是我们，这群学习者所容易忽视掉的问题。不只是因为我们对新表现主义没有全面的了解或者穷尽其意义，更多的是我们的“自然选择”，规避了其中重要的内涵。

　　七月份，北京展洲国际文化创意园区举办了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展览，展题为“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艺术展”，这在国内还是首次大规模全面的德国新表现主义展览。值得注意的是6位知名的新表现主义大师安塞尔姆·基弗、乔治·巴塞利兹、约尔格·伊门多夫、马库斯·吕佩尔兹、西格玛尔·波尔克、A.R。彭克与中国和其他国家艺术家的作品一同展出。这是一场了解，对比与梳理。透过大师们的原作了解新表现主义的价值，梳理脉络同时对比中国的当代艺术。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穷尽”，究竟要穷尽什么？第一层次的穷尽，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全面了解德国新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为中国艺术家所识也是数十年的时间了，很难说也没必要说我们一定要完完整整的直击新表现的内核并且照搬运用，除非这个内核是我们缺失和忽略的。那么恰恰，这个内核我们缺失了，忽略了。通过“穷尽：德国新表现主义/当代艺术展”我们可以再一次直观和确认的就是新表现主义与政治千丝万缕的联系。

　　谈到政治没有什么不好，人生下来就是要谈政治的，它是人生存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艺术好像也没有必要去刻意回避政治。如果将政治看成是艺术绝路的话，那么绝处可以逢生。

　　在新表现主义大师那里我们看到作为艺术家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双手反映出对政治的思考，对时代的关注和对人文的关怀，同时也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艺术本身的独立价值。相反，正是这样的表现和关注使得德国新表现主义在后现代流派中异军突起。这或许也是这次我们要“穷尽”的之一，一种责任感的表达和一种切切实实的“功用”，抛开无病呻吟的矫揉造作和虚张声势，故弄玄虚的伪艺术。当然，我们是有特殊国情的，我们好像缺少被“查水表”的勇气，所以也缺少穷尽本土艺术可能性的专业态度。真诚希望这次展洲国际文化创意园区的展览“穷尽”二字，能带给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一些启示和鼓励。

　　套用一句老话“树移死，人移活”。德国新表现主义这棵枝繁叶茂的树移到中国恐怕是不会依靠它可贵的价值重新开花结果，倒是我们可以挪挪人，去穷尽它的思想和内涵，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收货一片丰收。

　　作者：景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