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就知道中共为什么“能”！(“老外”这样看中共)

阿根廷天主教大学“全球时代中国研究”研究生部主任  乔治·易-马勒纳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泽米尔·阿万

电子科技大学生命学院中国—古巴神经科技转化前沿研究联合实验室主任  佩德罗-瓦德尔斯

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沙海丽·查塔拉支

图为6月7日，多国驻华使节探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在上海市中共一大纪念馆外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图为六月三日，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及阿盟驻华代表处代表等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参观。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六月一日，多国驻华使节团参访陕西西安，了解更加立体的中国。图为驻华使节在陕汽集团汽车生产车间体验参观。　　新华社记者  王  泽摄

开栏的话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华诞。百年光辉岁月，百年光荣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不懈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有这样一群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是从世界各地络绎不绝走进中国的国际友人。到中国旅行、工作和生活，使他们拥有多重身份：在中国人眼中，他们是亲切友好的外国朋友；在亲友眼中，他们是了不起的“中国通”；在国际社会，他们是离中国最近的观察者。中国的发展状况如何？中共的执政能力如何？他们很有发言权。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老外’这样看中共”专栏，采访在华定居或是到过中国的外国友人，请他们讲述自己接触和感受的中国共产党和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中国故事，畅谈对中国的美好期待和真挚祝福。

四十二年，亲眼见证中国巨变

■ 讲述者：阿根廷天主教大学“全球时代中国研究”研究生部主任  乔治·易-马勒纳

我的中国朋友们都喜欢我的中文名字“马豪恩”。1979年，我14岁，第一次到中国。当时，因为父亲被派遣到阿根廷驻华大使馆当武官，我们举家搬到中国居住。得知这一消息后，我非常激动。

1979 年至 1982 年，我居住在北京，参观了很多中国的城市。在北京，我游玩了故宫、北海公园、天坛、颐和园、十三陵和长城等。此外，我还去过上海、天津、广州、大同和秦皇岛等城市。在中国生活那段时间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我很喜欢中国美食，尤其钟爱炸韭菜盒子和饺子。不过，回想起来，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刚刚起步，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

1982年离开中国后，因为学术研究需要，我又有幸15次到中国，主要是参加国际会议和在大学任教。作为一名学者和政策顾问，我所有的工作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尽管 40 年前很少有人相信，我的职业生涯投向中国研究会取得事业成功，但今天很多人都认可我所做的正确选择。这些年，在拉丁美洲，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者越来越多。我为有幸见证中国所经历的巨大转变而感到高兴。

在我看来，坚持理论创新和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为中国取得革命胜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人民是争取民族独立、社会稳定、人民福祉和祖国统一的中坚力量。如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将使中共成为推动中国不断进步始终如一的政治力量。

近年来，中国在与全球治理有关的各种问题上逐渐承担了更大的责任，特别是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全球治理中，中国通过创造性的想法和计划，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还致力于建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并建立新的安全框架。 2017年，习近平主席分别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和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几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这一理念也对全球抗疫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中国必将在实现共同富裕、生态治理、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上取得更大成就。

期待中国对全球经济作出新贡献

■ 讲述者：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泽米尔·阿万

从1980年第一次到中国，我与中国的缘分持续了40余年。我清楚地记得，1980年9月21日我进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1年汉语。随后，我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并于1987年获得工学硕士学位。学成后，我返回巴基斯坦工作和生活。2010至2016年，我有幸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担任参赞。2016年从使馆卸任后，直到2019年底，我几乎每个月都到中国旅游。

我有幸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学习，也因此成为中国飞速发展的见证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贫困还是随处可见，食品和消费品短缺，实行粮票、油票、肉票、棉票等配额制；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差，公共交通系统还不发达，很多房子也很旧。在中国读书期间，得益于每年寒暑假穿越大半个中国回巴基斯坦的经历，我饱览了中国的大好河山，也深深爱上了美丽的中国。

这些年，我频繁往返于巴中两国。最令人兴奋的是，我每次到中国旅行，都会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显著变化，到处都有新增的建筑、道路、桥梁等建设项目。中国的公共服务设施早已今非昔比，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近年来，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消除贫困。中国是唯一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的国家，这是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树立的榜样和标杆，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学习中国的减贫经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执政党，为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4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成就的最大肯定。

近年来，中国和平崛起，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希望。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国因为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而受到高度赞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已经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达成合作协议，一些国家已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作为亲密朋友，巴基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济走廊的最大受益者。我很期待，中国未来可以继续在促进全球互联互通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新贡献。

中国成就证明社会主义是可行的

■ 讲述者：电子科技大学生命学院中国—古巴神经科技转化前沿研究联合实验室主任  佩德罗-瓦德尔斯

我于1950年3月12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1岁前，我和家人一起生活在美国。

我父母都是古巴共产党人，非常钦佩中国革命。我父亲是一名杰出的医学专家。我母亲是一名语言教师，后来成为古巴语言大学的校长，曾向第一批驻古巴的中国外交官教授西班牙语。我的叔叔劳尔·巴尔德斯-维沃是古巴革命领袖，在上世纪50年代初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这种家庭氛围的濡染下，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解中国。在父母的鼓励下，我很早就阅读了诺尔曼·白求恩的传记，深受启发。

1969年，我就开始和来自墨西哥、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合作，使用计算机对大脑神经活动（EEG）开展研究。1987年，在我的孪生兄弟米切尔博士的指导下，我和中国科学家一起发表了一些论文。1990年，米切尔和我共同创立了古巴神经科学中心。同年，为进一步推动古中合作，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并将一些国外的计算机化脑电图系统最早引入中国。期间，我到访了北京市和西安市。在美丽的古城西安，我被邀请担任首届中国计算机化脑电会议的国际主席。

由于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革命传统充满向往，我早就期待访问中国。到访中国没有让我失望，遇到的人们都很友善、吃到的食物都很精致、交流的科学家和医疗专家都富有创造力。

2000年，我应邀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和中国科学家的交往更加密切了。随后，我被聘为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自那以后，我每年都在中国待更长时间。自2015年起，我担任起中国—古巴神经科技转化前沿研究联合实验室主任一职。现在，我定居四川省成都市。我的实验室已经毕业了27名硕士和博士。

我的人生目标是发展科学，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中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力和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我与他们都有很好的互动。近年来，我一直在中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一起工作。我们创建了中国—加拿大—古巴神经技术项目，致力于开发检测世界各地脑部疾病的方法。现在，我们正在研究新冠病毒对大脑的影响，还组建了全球大脑联盟。

古巴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都曾遭受外国侵略，都是从非常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起步，都在为本国人民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走得更远，值得古巴学习。古巴在生物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两国的交流是互利共赢的。

中国社会充满发展活力，为消除贫困付出巨大努力，并成功跻身全球经济发展前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国家集中规划引导经济发展与市场力量自由发挥适当结合起来，上演了迄今为止最令人震惊的经济奇迹。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确实是可行的。

我曾有幸受邀观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我的结论是：中国是一个未来发展道路明确、以科学原理为导向、以造福世界和全人类为目标的国家。

中国有很多地方值得印度学习

■ 讲述者：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副教授  沙海丽·查塔拉支

我出生在伟大的诗人、哲学家泰戈尔的故乡——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市。这里是我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启蒙地。

读高中时，我有幸到维斯瓦巴拉蒂大学（又译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参观访问，并在此学习了1年中文。而这所大学也是中印友谊的历史见证者。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返回印度后，泰戈尔萌生了在印度建立一个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的想法。1937年，在中印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和平乡创建维斯瓦巴拉蒂大学中国学院。至今，在中国学院的墙壁上，人们还可以看到印度著名画家南达拉尔·博斯创作、反映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历史故事的精美壁画。

后来，我考入位于印度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主修中文专业5年。学习中文专业之后，我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国际关系上，着重研究中国社会治理和中印关系。

2010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到湖南师范大学学习交流。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湖南是个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也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我非常热爱中国古代文学，认真阅读了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文学经典。最令我感动的是，为满足我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热情，湖南师范大学专门给我安排了古代文学课程。当时，每到周末或假期，我就和学校里各国的同学们一起，去附近爬山或者出去旅行，收获了全新的人生体验。那年春节假期，我到中国的云南省、江苏省、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和上海等地游玩，非常开心。

硕士毕业后，我拿到印中两国政府合作的一个奖学金，有机会到中国留学。201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浙江省。这次经历让我关注到浙江省的环境治理问题，并将其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为完成博士论文，我又多次到访浙江省的不同城市，参观考察各行各业。在此过程中，我见证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过程。

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严峻的环境治理挑战，可以在环境治理领域加强合作交流。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模式有很多值得印度学习的地方。比如，中国的河流污染曾经也相当严重，但近年来通过采取“河长制”等综合措施，取得了河流全流域污染治理的良好成效。印度也有贯穿各邦的大河，在治理河流污染上可以借鉴中国经验。此外，印中两国在垃圾分类处理、可再生能源技术、减贫事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空间也很大。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发展中国家要更加注重基于平等条件的合作关系，以便双方或多方都有机会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印度和中国都是多个多边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五国，在这些框架下为推动多边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印度和中国也互帮互助，发生了很多感人故事。

印中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作为文明古国和邻国，印度和中国携手合作，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我对此充满期待和祝福。

（记者  贾平凡）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6月22日   第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