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交流互鉴铸就文化丰碑

故宫秋景 故宫博物院供图

故宫太和殿 故宫博物院供图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 敦煌研究院供图

故宫倦勤斋内景 故宫博物院供图

10月20日晚，由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联合主办的清华大学文化艺术大讲堂拉开帷幕。作为首期主讲人，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以“敦煌与故宫——不同力量铸就的文化丰碑”为主题，为现场的师生讲述了敦煌与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分享了自己在这两大文化殿堂工作的感悟。本报记者特邀请王旭东院长，就读者感兴趣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民间力量与国家意志

记者：您的讲座主题是“敦煌与故宫——不同力量铸就的文化丰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大背景下来看敦煌和故宫，它们具有什么独特的意义？

王旭东：我在敦煌工作了28年，去年4月来到故宫博物院。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我很幸运先后服务于这两大文化殿堂的保护。敦煌莫高窟和故宫同在1961年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在1987年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国文化中最璀璨的明珠，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丰厚的文化内涵。

人们来到敦煌，总会惊叹莫高窟的伟大，在1700米的崖壁上开凿有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有精美的壁画和彩塑。而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样一个文化艺术宝库，为什么会诞生在荒凉寂静的大漠戈壁之中？莫高窟的产生，与丝绸之路有着紧密的联系。公元前2世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之后，汉王朝在西北大漠设敦煌郡，修筑长城，建阳关、玉门关。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汉文化与西方世界沟通的咽喉要道。经过几百年中原文化的积淀，敦煌做好了迎接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准备。公元366年，莫高窟诞生了。持续1000多年的开窟、造像、绘画，创造了恢弘灿烂的佛教艺术瑰宝。在莫高窟可以看到多种形制的洞窟、不同风格的彩塑和内容丰富的壁画，它们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程和佛教艺术的演变，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先驱。4.5万平方米的壁画，不仅表现了不同时代佛教的主题，更生动呈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莫高窟是“墙壁上的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古代生活的无比珍贵的资料。在一些壁画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供养人的形象，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身份，却因为共同的信仰在这里开窟造像。由于丝路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的力量，才有了这个沙漠中的文化奇观。

故宫作为明清皇家宫殿，它的营建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紫禁城的整体建筑格局沿袭了2000多年前《周礼·考工记》记述的建筑思想和历代皇城的建筑规范，各个建筑的规模、形制代表着不同的等级，彰显礼仪与制度。紫禁城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集大成者，每一个细节都包含着不同意蕴的文化元素，让人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比如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的名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交泰殿里的匾额“无为而治”，表达了道家的治国智慧。紫禁城建成于600年前，但它的历史积淀绝不只是600年，而是要悠久深厚得多。除了拥有壮美的古建筑群，故宫还收藏了海量的珍贵文物。故宫186万多件藏品中，既有历代皇家的收藏承袭，也有清宫从民间征集的珍品，还有宫廷制作的礼仪和生活用品、大量的君臣作品以及明清编撰书籍和明清档案。这些藏品包罗万象，汇集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粹。故宫这座文化宝库的形成，主要来自国家力量的推动，但它不只是体现皇家的意志，更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今天的故宫堪称厚重而又博大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承载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汇聚地。

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

记者：敦煌和故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推动力和文化创造的路径，那它们之间有没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王旭东：在敦煌和故宫，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互鉴。我想这是它们能够开出如此灿烂的文明之花并且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绿洲，东来西往的僧侣、商人和军队在这里歇息、补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留下印迹。在敦煌保留了早期印度风格的佛教洞窟、带有古希腊爱奥尼柱的建筑绘画，从壁画中可以看到西域传来的各种乐器，还有鲜卑、粟特、回鹘、党项、蒙古等各民族的形象。尤其是藏经洞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书和经卷，记载了不同民族的文化。我们发现不同宗教的文献在一个洞窟里共存，这说明历史上曾有多种宗教传播到敦煌，在这里和谐共生，但最后只有佛教一直传承下来。

在故宫同样能看到多元文化融合的景象，其建筑、藏品深刻记录了我们这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融，大量的宗教建筑场所又体现了不同宗教在皇室的共存。咸若馆和雨花阁是佛教建筑，钦安殿是道教风格，坤宁宫是萨满教祭祀的场所。延禧宫内的灵沼轩，是德国设计师设计的西洋式建筑。倦勤斋的通景画，是由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和他的学生们借鉴欧洲教堂的全景画形式移植到清宫。故宫收藏的外国文物也反映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比如各式各样的西洋钟表，代表西方科技的望远镜、日晷仪，来自日本、朝鲜、俄国的工艺品和书画作品……

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绝，在长期演进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域内外优秀文明成果。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让我们中华文化不断壮大，生生不息。莫高窟和故宫，都是中华文化博采众长的结晶。

文化遗产的创新发展

记者：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年及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也是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20年。回顾这两大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能够得到哪些启发和感悟？

王旭东：敦煌和故宫的有效保护，都离不开国家的强大和重视。从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文物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了莫高窟藏经洞，他报告给当地的官员，但官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那个时候，清王朝已经奄奄一息，根本无暇顾及文化的保护。一些国外探险家得到消息，来到这里，骗走了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这样令人心痛的浩劫，就是发生在国运衰微、民族危亡的时代。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才结束了敦煌石窟长期无人管理、屡遭破坏偷盗的局面。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昔日的皇家禁宫变成面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战火纷飞中，故宫博物院开展了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的文物南迁。1.9万余箱文物有专人保管、清点，一路都有军队护送，最终没有一件丢失，守住了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故宫和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传承利用都迈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许多历史性成就。在新时代，这两大世界文化遗产都肩负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使命。要把故宫和敦煌的文物资源、数字资源、学术研究成果变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创意产品、文艺作品，要让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蕴含的多元文化价值活起来，走进当代人的生活，焕发出新的光彩。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物价值的挖掘、传播，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故宫博物院和敦煌研究院一直都开展着广泛的社会合作，在整合社会资源、运用先进技术、推动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走在前列。不久前，我们举办了“紫禁城建成600年暨中国明清史国际学术论坛”，这是故宫博物院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学术盛会，汇聚了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的思想智慧和研究成果。在构建“平安故宫、学术故宫、数字故宫、活力故宫”的事业发展体系中，平安故宫是基础，学术故宫是核心，数字故宫是支撑，活力故宫是根本。“四个故宫”的建设不仅要靠故宫人来完成，也要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

今天，去博物馆“打卡”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大家从“打卡”逐渐转变为亲近这些文化遗产，用心感悟文化遗产中的美，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体会创造这些文物的智慧。希望更多人能从古代遗产中汲取文化的力量，获得精神的慰藉，激发创造的灵感。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挖掘、研究、再创造，为社会提供文化滋养，为子孙留下更多精神财富。（本报记者 邹雅婷）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11月03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