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干到干不动为止”（讲述·一辈子一件事）

董学书（右二）向同事讲解蚊虫分类。　　资料照片

年轻时候的董学书进行蚊虫鉴定。　　资料照片

人物小传

董学书：1935年2月生，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原研究员，从事蚊虫分类、生态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60余年。他编纂的《云南按蚊检索图》《中国按蚊分类检索》《中国媒介蚊种图谱及其分类》《中国覆蚊属》等学术专著，成为中国及亚太地区蚊虫分类生态研究的教科书，为中国及亚太地区蚊虫分类研究和蚊媒传染病防治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见到董学书时，他正坐在显微镜前，一边研看标本，一边细细地刻画蚊虫标本；实验室里非常安静，只听得见铅笔落在纸上沙沙作响……

70年前，董学书外出求学，临走时父亲叮嘱：“你读了书，就要为社会做点事。”60多年前，从贵阳医学院毕业后的董学书回到云南，投身疟疾防治第一线时，他才刚满20岁。今年6月，云南刚刚通过了国家消除疟疾的终审评估。此时，董学书85岁。

从灭蚊防疟、蚊种调查，到绘制蚊子形态、整理著作，董学书一直在坚持蚊虫分类生态研究。他说：“把一生奉献给热爱的事业，是一种幸福。”

“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虫疾病，我就到哪里去”

“防治蚊虫就是防控疟疾的关键。”董学书说。时间的指针拨回60多年前，在当时的云南，仅高度和超高度疟区就多达40多个，防控和消除疟疾的任务十分艰巨，“自然界的蚊子种类不少，首先要找到哪一种蚊子是传播媒介。”

“要到一线去。哪里有蚊子，哪里需要防治蚊虫疾病，我就到哪里去。”董学书说，疟疾肆虐最严重的那几年，他来到了西双版纳勐海县。傣族人所居住的传统竹楼，夏天蚊虫很多。在蚊子最多的牲畜圈棚里，董学书常常来“卧底”……

董学书拿老式传统的吸蚊管，先用漏斗罩住蚊子，嘴巴对着另一端的细口猛地一吸，将蚊子困在管子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蚊子收集起来，装在玻璃瓶里，以便带回去研究。棚里卫生条件差，董学书常常吸入不少灰尘，慢慢落下了慢性咽炎的毛病。

即便后来有了电动诱蚊灯，董学书还是坚持使用最传统的办法。“电动器械容易对蚊子的样态造成破坏，不利于做标本采集和分类鉴定。”董学书说。

在解剖了上千只蚊子后，董学书和同事们终于确定了微小按蚊就是当地传播疟疾的媒介蚊种。在充分掌握其生态习性后，他再次回到一线，开展防治工作。“找到它们生长的水塘、经常活动的区域，喷洒药水，同时用焚烧野蒿等方法，大面积灭蚊。”董学书说，仅仅一年时间，当地感染疟疾的人口比例就大幅下降了。

“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总能有新发现”

在董学书的实验室里，一层层垒起来的木盒，成为他最宝贝的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一根根细针上，都是采集回来的蚊子标本。

“通过蚊类传播的疾病很多，疟疾、乙型脑炎、登革热……每一种疾病的防治都很棘手，所以蚊虫的研究工作不能止步。”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董学书就开始着手对云南全省蚊类进行系统调研，延续至今。

每逢春季，蚊虫刚有了点动静，董学书就背起行囊出发了。3月出发，11月返回，大半年时间，董学书都在跟各式各样的蚊子打交道。地方越偏远，董学书就越兴奋，“吃不了苦，就做不成事。在原始森林里，总能有新发现，找到一些特殊的种类。”

记者问起采集标本有什么秘诀，董学书笑着说：“要会吃苦，还得会跑。”董学书说，有一次，在野外采集标本时，突然从草丛里窜出一条眼镜王蛇。当时的他身材瘦小，眼镜王蛇身子立起来，比他还高。董学书吓出一身冷汗，看准机会飞速逃离……

从河谷地带，到海拔4000米的雪山，不同海拔、不同植被，董学书的足迹遍布各地。直到年纪大了些，董学书的野外作业次数才逐渐减少。他的学生每次外出调研带回的“礼物”，依然是董学书最爱的蚊虫标本。

经过董学书等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云南寄生虫病防治所收集了几万套蚊子标本，共发现云南蚊类304种，包括1980年以来发现的53个新种、29个中国新记录种，为云南蚊种的地理分布、种群数量、季节消长等特性提供了大量学术材料，也为科研、教学、疾病控制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再精微的仪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画图”

翻开厚厚的《云南蚊类志》，2400余幅关于蚊虫各个部位构造的绘图，每一幅都栩栩如生，细致入微——这是董学书的得意之作，里面的插图全部出自他一人之手。

“我觉得画得还可以。”提起《云南蚊类志》，董学书说，虽然是“半路出家”，但凭着坚强的毅力和“阅蚊无数”的经验，董学书将蚊子身上的纹理脉络刻画得清清楚楚。

画图是蚊虫分类生态研究工作的一个基础性环节。董学书解释，要想完整地呈现蚊子形态，需要20多张图，头、足、雄蚊尾器、斑点……很多部位肉眼无法看清，董学书会在显微镜下仔细审查后，反复对比确认，再落笔成画，力求每一笔清清楚楚、丝毫不差。

画功如何体现？在于清晰地区分不同蚊子的形态。董学书说，雄蚊尾器是鉴别蚊种的一个重要依据。只有画得精准，才能将其内部形态的每一层都还原下来。“再精微的仪器，都不能代替手工生物画图。”

1996年，董学书正式退休；但第二天，同事们又见他出现在实验室里。“跟蚊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天不做相关工作，我都不习惯……”现在，董学书依然保持每天工作的状态，每年都要写一两篇关于新蚊种的研究报告。他的新书《云南蚊类名录》，前不久刚刚抵达办公室。

“虽然我已85岁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些工作。”董学书给自己排出了一份满满的工作日程，除了国内研究外，他还打算编写周边国家的蚊类志，“给周边国家的蚊虫研究、疾病预防提供参考资料，可以跟我们的防治同步进行，以进一步巩固防疫成果。”他说，“我要干到干不动为止。”

记者手记

毕生坚守最动人

采访完董学书，记者深深感动于他的毕生坚守。85岁的他，退休20多年了，直到今天依然风雨无阻地去实验室“打卡”上班，家里人都说，他“待在实验室的时间比在家里还多”。

编撰《中国按蚊分类检索》《中国覆蚊属》等学术专著数百万字，仅《云南蚊类志》中，由他绘制的蚊子细节图就多达2400余幅。60多年的倾心研究，他为中国的蚊虫分类研究和蚊媒传染病防治作出了突出贡献。面对这些成就，董老却说：“我没有做多少轰轰烈烈的事，只是尽可能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

为学科培养后继人才、继续编著相关学术著作，现在的董学书依然有满满的工作日程表。“未到终身，就一定要继续工作。”董学书用一生践行，生命不息，耕耘不止。（记者 李茂颖）

《人民日报》（2020年07月23日 第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