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宝藏岩：都市里的村庄

依山而建的台北宝藏岩村。

水泥地、白灰墙、公用厕所，这样的居所早被都市台北人嫌弃了，但对于台北宝藏岩村的居民来说，这样的变化算是一次升级。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宝藏岩村里的房子才逐渐由石头、木板升级为水泥结构。这个从上世纪初由借助庙宇和日本人废弃仓库落脚而来的违建村子，现在仍在台北的热闹地段婚丧嫁娶、生儿育女。屋后菜园、房前小院，一墙一树都可读出台北的来时路。

（一）

宝藏岩村也称宝村，并不偏远。从宝村拐个弯，就是台北现代的博物馆、礼客（奥莱）购物、台湾大学校区、公馆商圈，可说是都市里的村庄。

从闹市拐进村庄，画风突变，溪水涓涓，树木欣欣，池塘有蛙鸣，菜园现人家。屋舍对着新店溪，沿山坡错落而上。在宝藏岩寺旁的水泥台阶上立着一个告示牌，写着允许外人入村的时间。拾级而上，看到的是菜园、大树、鲜花和住家，有的挂着“居民住所”的提示。外来人见此压低声音。将心比心，如果你住在这里，也不愿意窗外总是吵吵闹闹、镜头轰炸吧？

虽然门前有晾晒的衣服，门里有聊天声，但村里走着的都是外人，大多数住家也成了民宿、咖啡厅、小餐厅、工作室、排练室。不能抱怨村子的商业化，正是因为商业，宝村才得以续命，这个过程曲折艰难。

（二）

1993年，台北市公告拆除违建区宝村，当时的100多位居民不同意。拉锯到1997年，同情村民的台湾大学建筑系开始进村调查、访谈，挖掘出宝村的人文意义，提出在此设立文化景观，得到时任市长马英九的认可。

2001年，台北市开始安置愿意拆走的住户，建设“宝藏岩历史聚落设置艺术村”。村里统一规划整修后，除回迁户外，房屋外租给文创和旅游服务产业。记者在宝村一家小餐厅见到“求婚包场”的提示牌，探头看，就是原住户的客厅，在这里求婚还真有家的温馨。

村口的柑仔店（杂货店）也翻新为怀旧风，古早冰棒、冬瓜茶正当时令，还按节气供应肉粽、汤圆等传统小吃。记者买了一瓶冬瓜茶，50元新台币，瓶上有“宝村”的标记，老板娘特意声明：“是我们自己煮的。”

宝藏岩村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记录台湾百年的历史印迹。村得名于宝藏岩寺，此为台湾北部古老的寺庙，建于清乾隆年间。当时从新店溪上岸的闽南移民郭治亨父子在此设寺，供奉观音，也是闽南宗教信仰落地台湾的起点之一。接下来就是日本侵占台湾，在此地设自来水厂和仓库，有军人和日本职工在此居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此地成为军事要地，一是看管水源，二是居高临下。当时有六户人家仍住在这里。

随着驻守军人成家立业的需要，房屋渐渐搭建起来，以新店溪的鹅卵石和弃用雕堡的旧砖块为建材，至上世纪70年代已遍山开花，达200多户，形成狭窄拥挤如迷宫般的村落。

到上世纪90年代，富裕起来的人们离开了宝藏岩村，留下的多为老兵和低收入者，房舍也保留着因陋就简的原貌，这里成了与现实脱节的标本。

（三）

当拆迁的规划出台，仍有人不愿意搬离此地，台湾大学建筑系师生的田野调查以景象和文字记录下村民的想法。有人表示自己生长在这里，屋是爷爷建的，树是爸爸栽的，菜园是妈妈开的，不愿意这个家族的记忆从地表上消失。

经过改建后，宝藏岩村只有19户居民了。每户外墙都标明姓氏和家史简介。比如村口的“徐”家，文字介绍是：徐伯伯来自山东省，陆军少校退伍，为宝藏岩的长期租客。村子整建后居现址。“安”家的介绍是：安伯伯来自湖南省……

这些文字没写标于何时，不知来自山东、湖南的徐伯伯、安伯伯们可安好。他们少小离乡，军中士兵不能结婚，退伍后年纪已大，难以融入台湾社会，也难婚配，大多孤身一人，晚年还受到“去中国”化的欺凌。现在他们日渐凋零，也日渐被刻意忽略。幸亏有宝藏岩村，过去安顿他们，现在记录他们。宝藏岩村也因为他们，更令人流连感慨。（记者 陈晓星 文/图）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06月06日   第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