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来了！

5月30日，安徽省淮北市相南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在辖区内对儿童玩具、小食品、服装等进行检查。　　李 鑫摄（人民视觉）

5月31日，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彭坊乡任头村滑坡隐患治理工程队工人在防滑井里挖土方。　　刘丽强摄（人民视觉）

5月29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乌英苗寨的一所小学内，柳州市交警支队民警在指导小朋友正确佩戴头盔。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5月26日，浙江省绍兴市平安服务中心驻站的救援队志愿者（左）为辖区内重华小学学生讲解溺水安全教育知识。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平安”二字值千金。在中国人民心中，始终对这两个字非常珍重。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平安中国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在去年的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依法打击各类犯罪，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从前，平安可能意味着很多看得见的事情，比如警察在街上巡逻，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等等。如今，平安有了更多的内涵。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政务服务平台或APP上超过4.5亿的用户，许多可以在线办理的业务，大数据中体现的安全新思路，都改变着我们对平安中国的建设思路，改善着人民群众对安全感的需求。

如何看待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当下如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关门不关情，隔离不隔心”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检验平安中国建设的一块试金石。全国两会期间，多位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向本报记者表示，我们经受住了考验。

“疫情这样一个突发的、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于我们的平安中国建设是一次考验、一次挑战。在很短时间内，根据上级指令，我们及时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从疫情防控到封闭式管理，再到复工复产复学以及经济复苏，完成了艰难的任务。这是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好诠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余梅表示。

“关门不关情，隔离不隔心，我们的民众跟政府是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我们共克时艰，团结协助，每个人都舍小家顾大家，我们的思想是高度统一的，这就是我们平安中国建设所需要的大格局。”余梅感慨，千家万户如同积木，需要相互支撑、相互联系，才能成为有机的整体。她觉得，经过这次疫情的考验，自己所在的社区和很多调研过的社区，已经实实在在地形成了家庭之间、居民之间的相互支撑和联系。

在余梅看来，基层工作者可以有很多方式参与到平安中国建设中来。她所在的社区专门搭建了城市·记忆党建共同体，与辖区周边的行政单位，与各企事业单位联创共建，这样，基层在社会治理中的不足和短板可以得到充实，优质资源可以共享。比如通过“公安+城管”等部门的协作，网格化联合管理“牛皮癣”垃圾广告等问题收到了明显成效；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百姓说事厅”等，组织党员志愿者分类分片，倾听群众所思所想所盼，调解矛盾纠纷，普法教育常态化，影响带动更多的群众争做法律明白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武汉、在湖北、在全国各地，广大公安民警辅警日夜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用汗水甚至生命守护着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比如，2020年2月，辽宁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一起特大生产销售伪劣口罩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捣毁生产假劣口罩窝点1处，当场扣押成品、半成品口罩累计8万余只，造假设备10台，涉案总价值100余万元。案件侦办过程中，公安机关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办案进度、确保办案质量，将疫情防控期间依法从快打击犯罪部署要求落到实处，有力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活动。这是公安机关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一个缩影。

再如，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交警大队大队长孙建国始终坚持在一线，牵头设立了26个执勤点，一共检查了40多万辆机动车、80余万人次。两会开始前，孙建国已经进行了多次专题调研，记下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今年，他带来了关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强化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建议。

当然，平安中国的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不只是公安系统，各部门都应作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在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国祥看来，突发公共事件由于不确定性强、影响面广、破坏性大、紧迫性高，极易引发民众心理行为波动、造成心理精神伤害。他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采取措施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心理援助体系。

要上“新台阶、新高度”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过去我们谈到平安中国建设，脑海中想到的关键词跟今天是不一样的，更多是靠政府部门等去强势推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我们的平安中国建设也应当上一个新的台阶，到达新的高度，必须要转向构建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韦震玲表示。

韦震玲告诉记者，以前我们更多想到的就是依靠警察、司法机关等外力的防治和惩戒，但真正的长治久安，需要人们通过自觉规范自我的行为来实现，让平安中国建设工作成为全民自觉参与、自愿维护的一件事。为此，站在当下历史节点上，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平安建设，主要依靠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依靠社会诚信体系等配套的机制建设，来推动人们自觉自愿遵法守法。她认为，需要有新机制，才能适应新形势、新发展的需要。

类似这样的改革已经在有条不紊地展开。比如，在去年的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培育战斗力生成新的增长点，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如今一年多过去，各地公安机关主动作为。在上海，公安机关打通网格中心、综治中心和公安派出所综合指挥室，通过数据共享、系统共用、智能派单，推动各部门依责响应、承接处置风险隐患，实现更高水平的联勤联动；在江苏南京，公安机关建立了“一网一中心三平台”为核心的新一代智慧警务体系，打造汇聚4600亿条信息的庞大“数据湖”；在广东深圳，有了警务云终端“深云”和社区智慧警务平台“深基”，民警手握一部警务云终端即可完成社区警务工作……

而在今年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都从各自的调研出发，就如何通过立法等手段，推动人们遵法守法，提出了相关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科研与督导处处长杨德芹调研发现，这几年网络乱象成为影响群众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如犯罪案件在侵财类案件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群众经济损失严重，网络乱象中的犯罪主体呈现有组织化、产业化发展态势，网络犯罪窝点向境外转移趋势明显，等等。对此，杨德芹提出四点建议：监管是网络治理的重要保障，打击是网络治理的根本，宣传是网络治理的重要手段，教育是网络治理的基础。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迟日大认为，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进程十分必要，这对于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意义重大。此前，很多人在生活中深受骚扰电话、垃圾短信、垃圾邮件等“烦恼”，而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个人信息泄露。

把“枫桥经验”坚持好

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枫桥经验”——“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在采访中，代表委员们纷纷对本报表示，要坚持打防结合、整体防控，专群结合、群防群治，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社区是国家的小家，社区的平安连着大家，社区平安了，国家就稳定了。所以作为一名最基层的民警，对我们来说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做好社区工作。”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劳动南路派出所民警郝世玲告诉记者。

在郝世玲看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基层警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真的很辛苦，但都跟老百姓的平安息息相关。与此同时，疫情防控中也暴露出很多社区工作的薄弱点，这提醒我们，社会综合治理是重中之重的工作。她认为，接下来需要社区和群众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做到网格化的管理，才能进一步完善有关工作，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在日常工作中，她牵头的“郝世玲警务室”正在承担着这样的职能，从服务好自己的辖区群众做起，先让群众不要因为“办事难、办事慢”而来回跑，妥善化解好群众身边的矛盾，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三桥派出所副所长兼金刚里社区民警杨蓉亦有同感。这位被群众称为“杨姐”的知心大姐，专门建立了“杨蓉掌上警务室”，在线上、线下两个渠道，及时发现群众身边的困难，解决群众出现的问题，做到全天候服务群众。

而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绍兴市，这一经验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解决着当下的问题。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看来，“枫桥经验”具有强大的弹性、张力和包容性，符合中国国情、社情、民情，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马卫光介绍，绍兴探索出了一整套“枫桥经验”实践运用的方案，由该地地级市统筹谋划，带动市、县、镇、村“四级联动”，助力社会治理走出了新路径。因此，面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绍兴各地做到了严密防疫和复工复产的联动应对和快速反应。

“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四级联动’，‘枫桥经验’层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对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有着积极意义。”马卫光表示。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绍兴市公安局局长俞流江则表示，聚焦“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和“党政认可、群众满意、民警幸福”的工作目标，绍兴市全方位推行枫桥警务模式，全市域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交警中队，推动枫桥警务模式从农村向城市、网下向网上、派出所向警种拓展，涌现了“红枫义警”“邻舍警务”“乡警回归”“网约房标准化管理”“枫桥式交警中队创建”“惠风和畅”“外国人签证社会化评估机制”等一大批在全省有影响的品牌。通过坚持发展枫桥警务模式、全面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有力提升了绍兴公安的驾驭力、服务力、战斗力、影响力。

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董振华教授看来，“枫桥经验”的核心就是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解决基层问题。只有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够集中群众智慧推动基层创造性开展工作和解决问题，才能够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才能够汇聚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磅礴力量。

本报记者 刘少华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0年06月02日   第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