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社会治理装上数字“引擎”（法治头条·对话社会治理⑤）

嘉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孟庆国（图①）　　

嘉宾：杭州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吴江宏（图②）　　

嘉宾：广东省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巡视员陈朝祥（图③）　　

制图：张芳曼

核心阅读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助力政府部门实现了更科学的决策、更高效的管理、更有力的监督、更符合需求的服务、更有预见性的风险防范，为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了强大动力。

抗击新冠肺炎，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在疫情预警、传染溯源、公众防护、医疗服务和复工复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会给社会治理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新技术的运用应重点关注哪些问题？记者邀请广东省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副巡视员陈朝祥，杭州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吴江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孟庆国共同探讨。

整合服务资源

提供决策支撑

记者：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各地的实践中，有哪些新的有益探索，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哪些新的变化？

吴江宏：杭州提出并建设“城市大脑”，对数字治理路径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城市大脑已成为杭州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以杭州公安为例，2019年打造的“城市大脑警务操作系统”，就是赋能城市数字治理的重要载体。在疫情防控中，从搭建指挥中枢到建设应用场景，从提供数据支撑到高效研判保障，这套系统都得到了很好的实战检验。一方面，我们聚焦“数得清、控得住”，利用系统实时动态掌握疫情防控关键点、社会风险突出点和复工复产关注点等情况，为党委政府精准决策提供科学参考；另一方面，聚焦“找得准、防得牢”，在系统上研发了多个战疫平台，多项精密“智”控指数全省第一。

在杭州，从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的上线，到“雪亮工程”建设的深度应用，再到“一体化办案”系统的推广，“互联网+”使得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不断丰富，为平安建设提供了广阔前景。数字治理正在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陈朝祥：疫情防控中，深圳以统一政务服务APP“i深圳”为主阵地，推出多个疫情防控服务专区，开发了“深i您”“深i企”等大数据应用系统。疫情期间借助“i深圳”海量微服务平台优势，整合全市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与掌上办事的服务资源，为群众提供疫情实时跟踪、密切接触者行程查询、网上办事等全方位、全流程服务，囊括了资讯、预防、办事等各个方面。

为帮助企业解决复工复产中的实际困难，我们仅用5天时间就推出了“深i企—精准服务企业”平台，其中包括“企业诉求响应”“惠企事项政策精准推送”“惠企事项一站式办理”等功能模块，实现了企业诉求“一键提”、政府部门“速反馈”、扶持政策“一站汇”、精准服务“更匹配”。截至4月15日，共收到3025家企业3866件诉求，市区两级17个部门负责办理和解答，做到每件诉求均有回复。

孟庆国：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有序复工复产中的过程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手段发挥了显著作用。比如依托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快速开发出的“密切接触者测量仪”，公众只要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就能知道自己是不是密切接触者。民航、铁路等部门根据掌握的出行人员数据，快速上线新冠病毒确诊患者行程查询系统，第一时间向旅客发送通知预警。许多地方基于三大运营商数据的人口流动大数据分析，对驻留、到访重点区域人群进行流动分析和大数据画像，为有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提供了决策支撑。

这些数字治理实践增强了处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实现了更科学的决策、更高效的管理、更有力的监督、更符合需求的服务、更有预见性的风险防范等，不断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打破数据壁垒

尊重用户体验

记者：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催化”了大量政务服务“上网”。当前在推动电子政务发展上还面临哪些不足和短板，如何应对这些难题和挑战？

陈朝祥：近年来，深圳加快推进数字政府体制机制改革，成立市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涌现出“秒批”“无感申办”“一件事一次办”等智慧政务新模式，既方便了企业和市民办事，优化了营商环境，又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下一步，需要从制度和技术双管齐下，进一步优化完善网上办事。

首先要争取打通垂直系统，实现本市政务服务平台与国家、省垂直系统互联互通，形成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使企业和市民办事更加便捷。其次要加快推广电子印章和电子签名，取消现场签名和纸质证照，打通全流程网办“最后一米”。还要完善身份认证体系，拓展身份认证渠道，优化法人认证方式，简化认证程序，实现全国身份互认。最后要加强法律保障，从平台建设、数据管理、智能审批、容错救济等方面完善法律法规保障。

吴江宏：当前一些地方电子政务发展面临“曲高和寡”难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做得不够实”，比如政务数据共享不足、政务信息更新不及时、政务服务平台功能不完善等，难以满足“放管服”改革的需要；二是“叫好不叫座”，系统设计、研发都不错，但宣传、运用不到位，群众知晓率低，线上线下流程衔接还不够顺畅，群众认同感、体验感不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还是要树立互联网思维，真正站在用户角度去思考群众对电子政务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并以此为导向规划电子政务长远发展。

孟庆国：整体上看，各级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已经基本完备，可面向社会公众和企业提供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在线办理。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部分平台与国家平台间，不同办事系统间未实现统一身份认证，注册登录不够便捷；在线办事过程较为繁琐；服务平台支付渠道不够便于使用，对微信、支付宝等用户常用方式的支持不足；能够完全在线办理的事项还不够多等。

目前，政务服务在线办理的环境、条件和能力都已基本具备，接下来要从一个个具体事项入手，着重落实政务服务事项在线办理的具体流程，不断提升便捷性和易用性，为社会公众和企业办事提供便利。

城市变得聪明

管理更加精细

记者：在运用信息化让城市变得更“聪明”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数字治理对于市域社会治理有哪些启示？

吴江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杭州城市大脑建设从“治堵”到“治城”，从“单一场景的推广”到“综合区的实践”，其所涵盖的领域不再局限于各职能部门推出的应用场景，而是依托已接入覆盖全市的共148个“数字驾驶舱”，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更加实时、精准、全面的数据支撑，并实现机构内部、部门间和区域之间协同对接，为市民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

数字治理既要让城市变得更“聪明”，也要让城市管理“像绣花一样精细”。应清醒认识到，善于利用大数据并不是“唯大数据”，要想真正运用数字技术实现社会治理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技术创新是核心力量，制度创新更是必不可少的保障。我们应该牢牢把握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陈朝祥：与信息化、智能化相伴而生的数据与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加强数字治理的法治建设和数字空间安全防范，深圳在全力做好技术、制度、管理等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正在开展《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立法和网络安全规划编制，力求解决好数据的责、权、利，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构建数据治理监管体系，探索和建立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数据治理体系，打造安全开放的数字空间。

孟庆国：从应对疫情的治理实践中可以明显看到，未来的数字治理呈现出五方面发展趋势：一是治理环境从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发展，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的进程正在加速；二是治理工作从文字描述向数据表达发展，可视化工具在政务治理中得到普遍应用；三是治理方法从经验应对向科学决策发展，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进行复杂预测分析成为社会治理的热点发展方向；四是组织方式从分散治理向标准协同发展，地域性的分散、差异治理必然要向标准化的协同治理转变；五是数字手段从辅助工具向核心载体发展，呈现出数字政府的新形态。

在市域社会治理中也应顺应这些趋势，统筹做好政务云平台、政务数据体系、城市物联感知体系等工作，统筹建设、统一管理的新型数字政府基础设施，改变层层部署、文来文往传统治理模式，打造围绕数据的政务工作新模式，构建会“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型政府。（人民日报记者 张 璁）

《人民日报》（2020年04月23日 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