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峥嵘岁月

崇山深处汽车城

人们曾这样形容十堰：十堰真奇怪，一条马路直通外；说它是城市，种瓜又种菜；说它是农村，工厂山沟盖。就是在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诞生了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

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1969年10月，来自全国30多家工厂、设计院和建筑单位的建设者以及竹山、竹溪、随县、大悟、枣阳、汉川、汉阳等县的2.5万多民工，汇集在十堰周围数十公里的工地上，拉开了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序幕。

二汽的建设采取“包建”和“聚宝”的方针。所谓“包建”，是指二汽的20多个专业厂分别由第一汽车制造厂、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汽车厂及上海、武汉等地的30多家工厂负责，从设计、安装、生产准备、人员培训、设备调试直到投产都“包”下来。

所谓“聚宝”，是指国家组织了558家技术、设备先进的机械厂，为二汽制造了2万多台设备，组成了500多条生产作业线和117条自动生产线。

“包建”和“聚宝”的方针，使二汽建成后就成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

1975年，二汽形成了第一个基本车型——2.5吨越野车的生产能力。1978年7月，形成了“东风”5吨载重汽车的生产能力。第三个基本车型——3.5吨越野车在试验的基础上于1980年经国家鉴定定型。

规模巨大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形成了华中地区一个新的机械工业中心，成为“三线建设”的一颗明珠，对于改善我国的经济布局，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外参观者来到鄂西北的十堰市，几乎无一例外地发出感叹：共产党人居然在大巴山和秦岭之间这片荒山野岭，建成了这样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汽车城！

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升起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地享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是，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所占据。

围绕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展开了长期斗争，并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

1971年9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会前，美国同日本等国提出了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两项提案。一是“重要问题”提案（也被称作“逆重要问题”提案），即任何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建议都是重要问题；二是“双重代表权”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合国，但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美日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举措，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从10月18日开始，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一周的激烈辩论。10月25日，大会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首先否决了所谓“逆重要问题”提案。此后，大会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联合提案进行表决，这个提案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

呕心沥血为人民

“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为尽量减轻它所造成的损失，为在可能的情况下对极左思潮有所抑制，周恩来总理一直殚精竭虑、不懈努力。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对一些问题重新加以审视。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展开了对极左思潮的斗争。

“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提出要加快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他顶着江青等人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在农村工作中，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在科学教育工作中，他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此外，他还抓了落实党的文化、民族、统战等政策的工作。

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虽然形势发生了变化，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实际上仍在以含蓄、迂回的方式继续着。

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此时他已74岁高龄，担负着连健康人都难于承受的极其繁重的工作。而且，他在各个领域的纠“左”努力，都受到江青等人的种种阻挠和刁难。他时常说：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重托，只有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和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万里长江第一坝

驯服长江洪水，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一个梦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毛泽东在听取治理长江的汇报时，高屋建瓴地指出，先修三峡工程，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

葛洲坝工程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1970年1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有关问题。随后，毛泽东作出批示赞成兴建此坝。12月30日，8万军民举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大典，中华民族朝着“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迈出了第一步。

在当时的形势下，葛洲坝工程建设采取的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由于种种原因，1972年底，决定工程停工。在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后，1974年底，主体工程重新开工。1988年底，全部工程建设完工。

葛洲坝工程是万里长江建设的第一座大坝，属于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由船闸、电站厂房、泄水闸、冲沙闸及挡水建筑物组成。一、二号两座船闸可通过载重为1.2万至1.6万吨的船队。三号船闸可通过3000吨以下的客货轮。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71.5万千瓦。挡水大坝全长2595米，最大坝高47米，水库库容约15.8亿立方米。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我国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江水患，具有发电、改善峡江航道等功能，可发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它提高了我国水电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和锻炼了一支高素质的水电建设队伍，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环境保护开始起步

1971年冬到1972年初，官厅水库下游发现大量鱼类死亡，经调查，主要是由于工业废水污染了水库水源。周恩来总理较早注意到环保工作的重要性，这一污染事件使他更加认识到环保的紧迫性。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国派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参加1972年6月在瑞典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代表团回国后，周恩来指示，要立即召开全国性的环境保护会议。

1973年8月5日至20日，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讨论交流中充分反映出我国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突出问题，如大连湾、胶州湾、广州等地海湾的污染非常严重，森林破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都有所加剧，北京、上海等城市环境问题也比较集中，令人们感到震惊。中央决定，会议最后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各界代表出席的万人大会。国务院领导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到会讲话。

会议取得了三方面明显成果：一是做出了环境问题“现在就抓，为时不晚”的结论；二是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确定为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方针；三是审议通过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

这次会议揭开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序幕。会后，中央到地方相继建立环保机构，有关环保的法规先后出台，一批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陆续引进国门。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成立，促进了全国环保工作的开展。

在周恩来的推动下，我国的环保事业艰难起步，弥足珍贵。

攻克杂交水稻难关

1973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这一成果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1960年7月，时任湖南黔阳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在试验田里发现一株天然杂交稻，萌发了研究杂交水稻、提高粮食产量的念头。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杂交水稻研究由此迈出坚实的第一步。

1970年秋，根据袁隆平“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他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找到一棵雄性不育株。转育出来的三粒雄性不育种子被命名为“野败”，为“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2年，杂交水稻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中国农林科学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持，组织全国力量搞协作攻关。1973年，在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张先程等在东南亚品种中找到了一批优势强、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三系”终于配套成功了！

1974年，湖南开始试种杂交水稻。1976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扩大到208万多亩，全部增产20％以上。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

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推广，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可以豪迈地宣布：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粮食问题。

震惊世人的考古发现

1974年3月，陕西省临潼县西杨村农民在抗旱打井时，不断挖出陶质碎片和陶质的人的肢体以及马匹躯体。后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揭开了埋藏于地下2200多年的秦俑宝藏。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按其发现顺序，依次定名为１号坑、２号坑和３号坑。从三个俑坑中已发掘出类似真人、真马的陶俑、陶马共8000余件，木质战车百余乘，青铜兵器数万件。气势磅礴的军阵，在地下排列有序，车步骑混合编组，形象地再现了秦始皇威震宇内、统一六国的雄伟军容。它们是以写实手法表现人物的庞大艺术群体，造型生动，刻画逼真，填补了中国古代雕塑史中秦代雕塑史的空白，为研究秦代的历史、军事制度及文化艺术，提供了十分难得的实物资料。这是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秦始皇陵兵马俑发掘前后，我国还有几个考古重大发现。

1972年至1974年，马王堆1号、2号、3号汉墓先后在长沙市东郊浏阳河旁的马王堆挖掘出土。１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时逾2100多年，全身润泽，身体各部位和内脏器官的外形仍相当完整。这是世界上已发现的保存时间最长的一具湿尸，是防腐学上的奇迹。

1975年底至1976年春开始的睡虎地发掘工作，使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代竹简面世。作为我国首次大量发现的秦代竹简，它们有一半以上记载了秦代的法律，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考古工作中的重大发现，不仅对于历史研究，而且对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新华社电）

《人民日报》（2019年12月09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