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竞争！全球大国军事较量进入新阶段

资料图：歼31战机 （图源：新华网）

【编者按】

1月22—25日，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对这场可能深刻改变人类历史的革命，人们的认知还远未形成共识，存在诸多分歧和论争。海外网-中国论坛网推出系列解读，以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切入口，试图从世界秩序、世界经济、世界军事等不同角度，对世界历史变迁中的技术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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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世界主要大国围绕人工智能、高超音速飞行、电磁与激光、外空、网络等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军事应用，正展开日趋激烈的竞争。就在不久前，美国特朗普政府首次发布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提出了发展无人机部署的高功率激光反导系统，针对各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的全面反导系统等颇具技术挑战性的目标，美国在军事上寻求更大优势的意图十分明显，也让国际社会产生重启“星球大战计划”的担忧。不断升级的大国军事竞争走向何方？或许，人们可以回到历史中寻找镜鉴。

技术变迁下的大国军事竞争

从历史上看，大国权力转移包括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技术变迁是推动和影响大国军事竞争的重要因素。自19世纪中后期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技术创新不断加速，对军事领域产生的影响愈发深远。

20世纪上半叶，“无畏”战舰、航空母舰、潜艇、铁路、装甲机械化部队和战斗机、轰炸机、防空雷达等新技术在海上、陆上和空中的应用推动了主要大国在一战前和两战期间的两轮军备竞赛。

冷战时期，美苏军事竞争的重点领域包括战略力量竞争，围绕欧洲展开的陆上军事竞争，以及从欧亚大陆边缘向远海扩展的海上军事竞争。在军事竞争需求与国内外动员程度长期稳定的背景下，研发与应用新技术成为竞争的主要动力。在战略武器竞争上，核武器及其运载和投送工具不断发展升级，最终形成了基于“确保相互摧毁”和“三位一体”的战略力量的核威慑。在常规力量竞争方面，导弹武器全面进入陆、海空三军战斗序列；主战坦克、步兵战车、自行火炮、防空和反坦克导弹，通用和武装直升机成为机械化部队的骨干；空中力量不仅进入喷气时代，作战飞机的性能也朝多用途方向发展，形成较为明显的代际区分；通过核潜艇与航母和导弹的发展，海上力量在动力与打击能力上也进入核时代。冷战中后期，电子计算机、卫星定位、精确制导、隐身技术等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更加深入地被运用到军事领域，全面进入战役和战术层次，推动了新军事革命。美国在这轮技术革命中处于主导地位，使其在越战后恢复信心，并借助里根时期的扩军，在与苏联的军事竞争中获得强势地位，也奠定了其后冷战时代持续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军事霸权的基础，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信息化军队和半机械化军队之间的“时代差”。

21世纪以来，其他大国相继掌握和改进远程精确打击、隐身技术、数据链等新军事革命的技术成果，而美国长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和国内社会经济的困境又拖累了其冷战后的技术研发。相对于1990年代，其他大国和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差距有所缩小。

大国军事竞争的四方面经验教训

纵观历史，工业时代以来一个半世纪的大国军事技术竞争，可以提供四方面的经验教训。

第一，军事技术的竞争贯穿战略、战役和战术所有层次，研发与应用全过程，因而给参与竞争的大国带来巨大挑战。与民用技术相比，军用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成败对于国家安全与战略的影响更大。同时，国防开支、军队组织和战场的特殊环境等因素也对军用技术的成本、性能和可靠性提出更高要求。尽管大国军政领导人重视新技术对本国军事力量的提升，但也需要避免在技术发展和应用上做出错误选择。因此，主要大国高度重视技术跟踪、研发和创新，并通过严格评估和筛选，推动技术应用。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支持的大量研究项目中，只有一部分达到其成功标准，即研发的技术可以移交给军方，但移交的技术中，能够应用的还是其中一小部分。

第二，新技术和新平台在出现伊始，其影响力经常被高估，而传统平台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则被低估。20世纪以来，武器装备逐步成为技术融合的平台，平台之间形成体系，在造就更强军事能力的同时，使大国之间军事技术竞争更为激烈和复杂，新技术“抵消”“颠覆”的可能性不断下降。大中型水面舰船并没有因为潜艇、作战飞机和导弹等水下、空中和精确打击的挑战的出现而退出历史舞台。在反坦克导弹、武装直升机等“坦克杀手”面前，坦克装甲车辆依然在陆战场发挥关键作用。面对防空体系的不断升级，作战飞机也不断从隐身、电子对抗和防区外打击方面融合相应的反制能力。20世纪后半叶，电子、网络和外空技术的发展将平台融合为作战体系，使不同平台之间能够分工合作，扬长避短，共享态势，快速反应。至此，军事技术的竞争超越了武器装备本身的现代化，卫星、网络等指挥控制、数据共享和态势感知能力成为作战体系的关键。

第三，武装力量必须要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进行军事理论和组织结构创新，才能适应技术变革，让新技术充分发挥潜力。1940年，德军坦克的性能和数量面对西线的英法军队，都不占优势，但德军根据其在两战期间创新的军事理论，在进攻中集中使用装甲部队，达到突袭和瘫痪英法陆上作战体系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面对美制U-2侦察机对中国西北腹地的战略侦察和不断提升的电子对抗能力，装备20世纪50年代末引进的苏制萨姆-2防空导弹的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通过战法创新实现了“导弹打游击”和“近快战法”，使原本用于要地防空的萨姆-2导弹能够通过机动设伏多次击落具备电子战能力的U-2侦察机，创造了防空作战的奇迹。

第四，军事技术的不断发展给大国造成了军事体系成本不断增长的挑战，长期军事竞争中，军民融合是控制成本和提高效率的重要途径。如前所述，军事技术创新环节众多，要求苛刻，通过军民融合动员更多有资质和能力的创新主体投入自身资源和优势，参与战略与技术环境评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军用技术平台本身的研制与生产，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科研和生产的效率。冷战初期，为了与苏联长期竞争，美国军方推动建立了兰德公司等防务智库，并支持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高校长期开展技术研究。同时，在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军民融合，也可加快军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为民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国防预算的使用效率。冷战时期，美国有更多源于军用的尖端技术，如航空、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卫星定位等转化为民用，引领美国的信息革命，推动冷战结束前后新一轮经济增长；而苏联在国防上消耗的资源缺乏此类产出，虽然满足国家安全的需要，但却成为长期的经济负担，拖累了国内发展。这样的历史足资借鉴。

李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论坛网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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