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唯真（1923年3月——2006年5月）

 图为回国抗战时的王唯真

“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我14岁，正好初中毕业。我就读的菲律宾马尼拉南洋中学，当时是华侨进步师生比较集中的学校。事变前，救亡运动已在学校兴起。事变发生后，富有爱国传统的华侨各阶层广泛动员起来，在全菲各地成立了许多抗敌救国的群众团体，发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并动员华侨青年学生、工人回国参战，同时还发动了抵制日货运动，以减少南洋社会资产流入侵华日寇手中。当时我们南洋中学的爱国师生们，都积极投入了各项抗日救国的活动，募集的部分捐款和药品，经香港转赠了八路军。

正当我们为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而兴高采烈的时候，一声霹雳从华中战区传来：日寇长驱直入占领南京。当即有“南京杀人几十万，国都变屠场”的报纸号外在华侨社会散发，海外炎黄子孙被空前激怒了，华侨热血青年纷纷请缨回国杀敌。华侨青年同祖国命运紧密相联的感情，从来没有象这个时候这样强烈！我也向父亲提出了回国参战的请求

一万多华侨青年回国参战

据不完全统计，“七七”事变后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学生、工人约有一万多人（若不是重洋万山的阻隔，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决不只此数目）。新加坡电视剧《雾锁南洋》描写抗战初期新加坡华裔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的镜头，是非常真实感人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归国青年大部分参加了国民党的陆、海、空军，有的参加了桂系军队。数千名华侨司机、技工，在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组织下，承担了滇缅公路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另有2000名左右华侨青少年，分赴延安和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战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对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当时，我就是奔赴延安的华侨青少年之一。

我们南洋中学有二十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之所以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一是因为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二是赞成中国的未来，应该走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能实现奔赴延安的愿望，很大程度得助于我的父亲王雨亭。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19年在菲律宾同傅振机（即傅无闷）先生一起创办了《平民日报》；1932年又同庄希泉先生一起在菲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救国。“七七”事变后，他受廖承志和成仿吾同志的委托，介绍过成百名华侨青年回国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父亲从爱国主义走上共产主义，从同盟会员成为共产党员。

眼看父亲介绍一批又一批来自宿务、怡朗市和马尼拉市的华侨青年回国去延安，我心里急如火燎，一再恳求父亲允我同行。起先父亲不同意，说我尚未成年，且体弱多病。我辩解说：“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轻捷灵敏，打仗没有问题。”

在我一再坚持下，父亲被感动了。1938年10月，他亲自带我回国。不意船到香港当天，华南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广州，北上的路暂时走不通。1939年5月，适逢一批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人员和几位学生要回国参加八路军，父亲便把我交给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连贯同志，同服务团一起参加八路军。

临行前，我请父亲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命笔写到：“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掩没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所教训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强健而有智慧的现代青年，来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1939年6月3日，我应时代的召唤，带着父亲的祝愿，随同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离香港经越南北上，踏上了抗日战争的征程。

北上途中 

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成员共有三十人左右，他们驾驶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新四军的22部美制大卡车和宋庆龄女士赠送的一部漆着红十字的大救护车，途经越南的海防、河内进睦南关到了广西边陲重镇凭祥，车上满载着华侨捐赠的药品、纸张和汽油。随同我们北上的有德国医生米勒，他是反对希特勒法西斯的忠诚战士，怀着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远千里前来参加八路军，共御日寇。

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派王超北同志到香港接我们。到达越南的海防市时，又有两位八路军副官前来迎接我们，其中一位是龙飞虎同志。他们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负责与沿途国民党关卡进行交涉。到凭祥后，听说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好几批运送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物资的车队，经过广西、云南北上重庆、西安。龙飞虎同志向我们介绍了北上途中要特别注意的几件事：第一，沿途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第二，国民党军警和便衣特务经常抓走投奔八路军的华侨学生、工人，因此要特别注意集体行动，不要走散，以防不测。第三沿途疟疾流行，还要警惕霍乱。他劝我们学会吃生大蒜，说大蒜是红军长征时候的“万灵药”，敌后抗战也少不了它。从这个时候起，我学会了吃生大蒜。

在副官同志的安排下，北上行车时我一直站在司机室外的卡车踏板上担任防空哨，行车中一见远处出现敌机即令停车，人员跳进路旁草丛或沟中隐蔽。由于保持警惕，车队在途中虽被日本飞机的机枪打坏了两辆，但人员没有伤亡。可是在贵州境内，翻车事故和疾病还是夺去了我们中三位同志的生命。

车队进川南的时候，有一天午前，停在一个小镇边稍歇，司机周牛同志和我忘了副官要我们不离集体的嘱咐，走进小镇想买碗茶水喝，不意水没有喝上，却被一批国民党军警围住了，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时我才猛然想起国民党军警要抓人的警告。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突见穿着少校军服的副官气呼呼地跑过来，，冲着我们说：“车快开了，还不赶快走！”这才解了我们的围，出了镇子之后，他责备我们说：“好险，告诉你们不要乱跑，为什么不听？”这是我回国后受到的第一次批评。

车到重庆之后，我们被安排住在市郊嘉陵江畔化龙桥附近的八路军兵站。兵站负责人是另一位八路军副官。他既负责我们的安全，又协助炊事员给我们做饭，非常勤劳，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们一到，他就嘱咐我们说：“近来重庆经常受到敌机空袭，你们一听到警报响，就立即进入兵站对侧山边的防空洞里，不要乱跑。”

由于我们从广西北上，一路受到敌机空袭，已经窝了一肚子气，听说重庆时有空战，都希望能亲眼看见打下日本飞机，好消消肚子里的气。正好到重庆的当天傍晚，空袭警报响了，服务团的同志们进入了防空洞，我和几位较年轻的同伴悄悄溜下嘉陵江水滩边，心想炸弹总不会落到这里。然而当敌机飞临兵站上空的时候，汉奸在兵站附近突然发出火光信号，只见戴着钢盔的副官大喝一声，朝发出火光信号的方向打了几枪，随即炸弹在兵站周围倾泻而下，在炸弹爆炸的气浪中，副官倚立小树旁注视周围，巍然不动，令人肃然起敬！不久，我们车队继续北上到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几天之后，突然听说这位可敬的副官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逝世，大家深感悲痛。

来到新世界

1939年8月中旬的一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另一名副官护送我们这批从海外和香港回来的司机和学生到西安西北方向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青训班在抗战初期同陕公、抗大并列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学府，它是中共设在蒋管区的一个青年学府。成立于1937年10月，到1939年底结束。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共办了124期，培训出了14000多名抗战骨干。他们绝大多数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三四个月的短期培训后，输送到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青训班对来自海外的华侨青年和港澳青年表示特别热烈的欢迎，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在这个慈禧太后曾经住过的古堡里，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据了解，青训班每期华侨学员至少有三四人，124期学员中，华侨学员估计不下400人。我们这批来的最多，班领导把我们编入123队，专门成立了“华侨排”，排长是泰国归侨罗道让同志，我被任命为排政治干事。123队的队长是“一二·九”运动老将王元方同志，队指导员是曾在东北抗日联军战斗过、后在苏联东方大学工作过的杨金涛同志。

来到当时延安的窗口安吴堡，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世界。这里的政治空气异常清新，抗战气息非常浓厚，墙壁上满是抗战标语，画了不少抗战壁画。一清早，军号声、操练声和抗战歌声响成一片，令人精神振奋。这里没有悲观失望，有的是抗战必胜的信念；这里没有官气，有的是干群平等、上下一心的关系；这里没有尔虞我诈，有的是团结友爱；这里反对口是心非，强调言行一致……

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有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给我们讲述爬雪山、过草地的亲身经历；有从前线回来的干部，向我们讲述了日本兵的“武士道”精神，说其确实凶狠、顽强，但敌不过八路军的革命英雄主义，一听到“八路”，都特别害怕。听了他们的讲述，我们特别高兴。还有一些蹲过国民党监狱的同志，讲述国民党特务的阴险毒辣，对革命青年的百般摧残，以及烈士们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安吴堡学习的四个月中，我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初步学习了革命战争的理论、政策和战略策略，从书本知识和活教材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提高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为以后的征程打下了思想基础。

1939年12月，我结束了在安吴堡的难忘的学习生活，在组织安排下，北上延安。

延安的归侨们

回国就是要上前方打仗，这是当年华侨热血青年的普遍愿望。不打仗回来干什么呢？所以，一到延安，我便向组织上提出，上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上前线的请求。尤其是听到我的同班同学施纯亮（现名安岱）、张道时、吴一舟都已经上前线了，就更认为自己非去不可。可是组织上对我说：延安同前方已经没有很大区别了，日军进逼黄河东岸，延安已被日机轰炸，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包围陕甘宁边区，仗有你打的；况且你还小，抓紧时间多学点革命的理论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毛主席说过，中国如果有200个真正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革命的胜利就不成问题了。组织上的这番劝告给我的教育非常深刻，我终于服从分配到青干校，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同时在青年艺术剧院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在我安下心来之后，发现延安真是归侨青年的乐园。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学校：陕公、抗大、青干校、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医科大学、政法学院、通讯学校等等，都有华侨青年在学习。这里的机关：杨家岭中央研究室、王家坪军委作战部、联防司令部、边区政府、法院、财贸系统、中央医院、新华通讯社、新中华报社、解放出版社，以及各个工厂，都有华侨青年在那里工作。这里生机盎然，尽管临近前线，常受敌机袭扰，但大家在紧张工作学习之余，仍然一片欢乐。

在朱总司令的带领下，体育比赛遍地开花，篮球赛、排球赛、足球赛、游泳赛等等，华侨常常取得好名次。在各单位、学校举行的晚会上，归侨青年表演的南洋歌舞常使娱乐晚会锦上添花。归侨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和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拼搏精神，受到国内同志们的好评。在当选的劳动模范中，不少是来自海外各地的归侨。

从延安转战到前方的华侨青年中，涌现出不少战斗英雄，最著名的有印尼女归侨李林烈士，抗战后期有著名的泰国归侨叶驼烈士。屡建战功的黄登保同志是来自菲律宾的归侨。还有归侨战地记者、战地作家仓夷、白刃、黄薇（女）等，他们出生入死为中国人民传播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诗篇。战斗的激情弥漫着前方和延安，归侨和国内革命青年共享着历史上罕有的战斗的欢乐！大家奋发忘我地工作，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自己的青春。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先生到达延安，作为期7天的访问。陈嘉庚先生和随访的李铁民、侯西反先生同我父亲很熟悉，他们在延安见到我感到很惊讶。在同我们一批来自南洋各地的华侨男女青年谈心过程中，他们一再问我们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对共产党的看法如何？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最坚决，最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并以我们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延安和解放区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干部廉洁、以身作则，共产党员吃苦在前、视死如归等新精神、新风貌。陈嘉庚先生经过实地考察，为延安精神惊叹不已，为归侨青年的战斗激情深深感动，特别是经过毛主席、朱总司令热情地接待、坦率地交谈和富有说服力地解说，嘉庚先生对当时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笼罩在心头的乌云豁然解开，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海外侨心转向中国共产党。

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启发了延安的归侨，促使延安爱国华侨联合会很快正式成立，它成了民族民主革命期间，我党侨务战线上的一支宝贵力量。

1940年10月7日，我作为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唯一的华侨青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持入党仪式的是青干校总支书记史青同志（当时青艺支部属青干校总支）。过不久，史青同志交给我一封信，是叶剑英同志写给我的，信里说：“你父亲托庄希泉先生带一支派克笔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嘱转给你。见信请来我处领取。”我既惊又喜，因为我的钢笔到延安后不幸折断，工作学习很不方便，当时在延安是买不到钢笔的，我带着试试看的心情写信给父亲，请他支援我一支钢笔，不意这么快就带到，而且是叶剑英同志给带来延安的。我带上信到王家坪，找到叶剑英同志的住处，他外出开会，恰好他的夫人在家，凭信把笔交给了我。这件事虽小，但反映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对华侨青年是多么的关怀！

战斗在清凉山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8月，我奉调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同年11月转调新华社。当时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同在延安城东门外的清凉山上。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清凉山也几经轰炸，但日本飞机对那里的土、石窑洞无可奈何。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战斗在那里的，是一支党新培养出来的拿笔杆子的部队，95%以上是青年，包括二十几名回国参战的华侨。

王唯真为延安《解放日报》读者绘制的“滇缅边形势图”。

王唯真为延安《解放日报》读者绘制的斯城（斯大林格勒）前线战争形势图。

一踏上清凉山，就会被那里紧张的战斗气氛所吸引。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日夜收听着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包括苏联的塔斯社、美国的合众社和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日本的同盟社、德国的海通社、意大利的斯蒂芬尼社和国民党的中央社等发布的新闻。这些新闻，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和宣传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

起着党中央这么重大的“耳目”作用的第一线部队，是新华社的报务员，他们大多数是十七八岁的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在战乱中耽误了学业，不懂英语，只懂英文字母。面对外国通讯社用机器播发的每分钟200多个字母，他们硬是用手中的笔抄下来了。每秒钟3个以上英文字母的音讯，要在耳机中分辨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要在连续几小时中把它抄录下来。但是，这种近乎不可能做的事情，终于被清凉山的报务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到了。这是清凉山的一大奇迹。当时曾经有一名西方记者到清凉山参观，目睹这一种精神和速度，连声赞叹说：“难以想象！”

清凉山的第二大奇迹是新华社英文和日文翻译组同志们的“破译天书”。当时报务员高速抄下来的外电，字迹自然很难辨认，加以高空电离层变化的干扰，抄错、抄漏的现象难免发生，因此，从抄报房送来的字迹象“乱麻”加“豆芽”的抄报纸，简直象“天书”一样难懂。对于这种高难的“天书”，英、日文翻译组的同志们通过艰苦、细致的探索，终于摸清规律，夜以继日地一一把它们破译出来。在这些“破译天书”的能手中，有来自印尼的陈龙、王越，来自日本的丁拓和来自缅甸的白光等华侨青年。正是战斗在清凉山的这批抄报“神童”和“破译天书”的能手，保证了党中央耳聪目明，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天下大事。

我于1941年11月转到新华社后，先在英文翻译组工作了半年多，然后调到新华社的广播科，负责编写国际新闻。当时的广播科，是新华社和延安口播台在清凉山较早的编辑部门，主要负责向敌后各解放区的报纸播发文字搞，和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包括蒋管区和敌占区）发布口播新闻。延安电台电力虽然不强，可是全国都能收听到，南洋华侨地下报纸有时也能收听到。它成了日本同盟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强劲对手。它发布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文章，指导着全国革命人民的对敌斗争。同时，以其新闻的真实性取信于天下，以至于连日伪和蒋军官兵，也很少怀疑当时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就这样，清凉山不仅是党中央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耳目，也成了党中央向全国人民讲话的喉舌，它被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敌占区人民视为“黑暗中的一座灯塔”，在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45年，德日法西斯先后投降，第二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我随廖承志同志（时任新华社社长）东渡黄河。廖承志同志是我父亲入党的引路人，当他告诉我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因为我1939年离香港赴延安的时候，我父亲没有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以至我在延安入党填写履历的时候，把我父亲写成是“随时代前进的人”。1949年北京解放后，我父亲陪同陈嘉庚先生从香港来北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父子在京重逢，格外高兴。我把十年前他在香港给我写的“临别赠言”拿给他看。他重读自己所写赠言，感慨地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对了！”

此文刊载于2018年8月21日《归国华侨史料丛书——北京篇（第二集）》（本文原载《峥嵘岁月——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