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化落户其实是一种折中方案,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放宽目前的落户限制,帮助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量人口向一线城市中心的涌入,起到控制人口流量的作用。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涌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城市落户政策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日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条是“要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 《通知》提出,要继续落实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人口在城市举家落户,鼓励对高校和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及技术工人实行零门槛落户。 但目前城市化的进程中,相较于中小城市的落户,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落户限制能否放宽是关注的另一个重点。针对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通知》指出要区分城区、新区和所辖市县,制定差别化落户条件,探索搭建区域间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探索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此项措施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众多的关注和热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晓光在接受海外网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中国发展的大趋势,而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户籍制度就成为城镇化中不可避免的话题。 就目前中国的户籍制度来看,刘晓光表示,不同地区的户籍制度的差异非常大。举例来说,从2016年《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4》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作为外来人口聚集地比较高的一线超大城市,面临的人口压力最大,户籍附带的条件最多,因此成为人们口中“最难”落户的城市。同时,相较于中部、西北和东北地区,以北京、天津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和以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户籍开放程度较低。2017年的《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5》也指出,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实施的积分落户指标偏少,普通的农民工很难从中受益,需要进一步科学设定落户的数量。 此次发改委发布的《通知》中提出的“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也出于这样的考虑。刘晓光认为,《通知》中提到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进行差别化落户的措施,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差别化落户其实是一种折中方案,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放宽目前的落户限制,帮助推动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量人口向一线城市中心的涌入,起到控制人口流量的作用。 在“租房落户”方面,从2017年底开始,众多准一线城市或是二线城市相继出台落户优惠政策,南京、太原、西安、武汉等多地都进行落户政策的调整。其中不乏大家最集中关注的“租房落户”政策。目前,南京、襄阳、郑州、沈阳、济南、无锡、扬州和哈尔滨等一批城市明确提出推动“租购同权”,或者是在出台实施相应政策。天津滨海新区、太原等地也已经进一步探索租房落户的措施,对于符合城市引进人才年龄和学理条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居住超过一定时限的居民,可以实现落户。 但刘晓光认为,这些城市的落户优惠政策与推进城镇化不同,大多是在进行着一场“人才竞争”。细看这些政策可以发现,落户优惠政策大多面对的是高校毕业生等技术型人才。相比于北京上海等高校较为集中,人才相对充足的城市,这些准一线或是二线城市更希望能够引进更多的高科技、高质量的技术或者学术人才,以增强其成为一线城市的竞争力。(海外网 介瑾) 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海外视野,中国立场,登陆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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