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袁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这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目标和任务作出的新的科学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要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就应该对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做出正确评析。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特色”、“中国优势”？《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从国家治理层面切入，来剖析中国特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与“中国优势”。

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与西方不同

　　胡鞍钢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化历史发展轨迹的根本不同之处。中国独特的历史轨道、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

　　近现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华民族一步步滑入苦难的深渊，蒙受了千年未有的奇耻大辱。共同蒙受的外族入侵与战争，共同遭遇的深重灾难与苦痛，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与抗争，让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凝聚起来，也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最根本的梦想。

　　从“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到志在变革维新的“戊戌变法”，从打开了中国历史进步闸门的辛亥革命，到开启中国社会20世纪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前行。

　　然而，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实践证明，所有这些道路都走不通。

　　胡鞍钢分析说，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式的总统制、欧洲式的议会制和多党制等，但都“水土不服”，都行不通，都失败了，反倒演变为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终于跟上了世界前进的步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从初始条件就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1840～1949年）、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胡鞍钢认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史选择所决定的。

　　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数千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建立了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国家基本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能重复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内盘剥掠夺、对外扩张侵略的老路，不能实行欧美国家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和经济私有化、军队国家化等那一套制度体制。我们说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要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让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与西方不同

　　胡鞍钢认为，美国、欧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由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从时间上看，我们在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上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者。”胡鞍钢分析，作为后来者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盲目照搬照抄，另一种是自觉学习借鉴并自主创新。

　　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几代领导人采取了后一种态度。这种自觉是在学习借鉴基础上自主创新的产物，正是这种自觉使作为后发国的中国，抗击了全球各种风浪，快速而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家。

　　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而世人纠结于不同制度选择时，为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赢得不同国家有识之士的赞许？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这一制度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

中国国家治理的机构和治理模式与西方不同

　　从治理机构和治理模式来看，胡鞍钢分析说，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三权制衡治理模式，各机构各党派相互对峙、相互攻击、相互拆台，诚如奥巴马所形容的“华盛顿四分五裂的话，让华盛顿一事无成。”

　　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对于“议会制”、“两院制”，其集中体现为找到了政治与行政、民主与集中、效率与公正的平衡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了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党内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委员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的集体领导原则开展工作。“这既能使各方面智慧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又确保达到集中统一，从而实现国家的高效治理。”胡鞍钢说。

　　这一制度，是加强各阶层团结、促进各党派政治合作、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现代政党制度，是对资产阶级“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的超越。

　　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我国政治制度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利益整合、规则制定、分配调节、秩序维护、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文明等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其协商内容之广泛、协商主体之多样、协商渠道之通畅、协商层次之丰富，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所无法比拟的。协商民主是对“竞争民主”、“票决民主”缺陷的修正，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从而拓宽了民主的深度；协商民主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诉求，从而拓宽了民主的广度。

　　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既强调中央的权威性、统一性，又给地方根据各自实际发挥积极性以充分空间；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历史传统因素和现实发展因素相结合，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当家作主，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是我们党和各族人民的一个伟大创造。

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机制和基本手段与西方不同

　　对比美国、欧盟，胡鞍钢说，它们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基于私有制；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基本制度。“形象地说，‘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会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稳当、走得协调、走得更快。”

　　同样，胡鞍钢认为，与“两条腿走路”类似，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采用的是“两只手”治理机制，不是“一只手”，强调“两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此外，与美国相比，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偏重于国防和军事战略，并无太多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世界的40%。这种战略上的差异，既是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美国全球影响力日益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具备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有序化、组织化的能力，表现为对全社会创造精神的焕发与尊重，表现为对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推动。

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与西方不同

　　胡鞍钢认为，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长期目标——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它们的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清晰的表达。中国则大为不同。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章中明确表明长期目标：

“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其次，我国《宪法》表明了长期目标：

“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习近平同志更明确表达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还是国家治理手段，都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制度体系和基本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认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视人民群众为真正的英雄，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起这一制度，从而使中国彻底结束了100多年来受压迫、受奴役、受侵略的黑暗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彻底结束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

　　进入新时期，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改革有所指，人民有所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样的良性互动，这是心往一处想的沟通过程，也是劲往一处使的发力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保持同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平均每年减贫近1400万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才能汇聚起实干兴邦、共襄伟业的磅礴之力。

中国国家治理在“排他性”“包容性”上与西方不同

　　胡鞍钢说，中国的主张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国学习、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进步成果，不管来自何种制度国家，只要对我国国家治理有益有利；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主权平等，我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以强凌弱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在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世界，削足适履、东施效颦，显然都只能适得其反，坚定支持各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不做制度输出，反对任何国家戴着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他国做主观臆断、指手画脚甚或搞制度颠覆；

　　我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我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

　　开放包容，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

　　“宇宙浩瀚，星汉灿烂。70多亿人共同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发展。中国人民追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祝愿各国人民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向世界表达的美好祝愿。13亿多中国人民的中国梦必将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一个充满生机活力、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必将为当今世界复杂问题的解决奉献更多的中国智慧，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传递更多的中国信心，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34期，原题《从国家治理能力看中国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