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吕耀东 谢若初

作者单位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日本8月4日宣告成立新一届内阁，标志着安倍自2012年第二次出任首相以来的第四次内阁改组完成。

• 从背景上看，此次改组是安倍支持率暴跌至“危险水域”后，面对空前执政危机的“自我拯救”；

• 从规模上看，将19名原内阁成员撤换至仅余5人留任，是无可奈何之下的“断尾求生”；

• 从动机上看，是安倍力求安抚诸多反对势力，为其延长任期、实现修宪而不得已的“缓兵之计”。

　　正如安倍此前在与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会谈时所表示的：此次改组的核心意图在于挽回支持率，缓解执政危机。这表明，改组只是被迫采取的权宜之计，也是其首相地位岌岌可危的政治豪赌。

人事安排煞费苦心

　　丢车保帅、刁买人心、暗藏玄机，安倍在内阁改组中的阁僚人选上“三管齐下”，力图借助新旧轮替、派阀平衡挽救颓势。

　　丢车保帅。安倍此次改组内阁的主要原因，是接连爆出的政治丑闻以及部分阁僚的不当言行，所以，安倍首先对相关阁员进行撤换。除了因隐瞒自卫队维和行动日报“丑闻”而提前辞职的原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牵涉加计学园丑闻的原文部科学大臣松野博一、原地方创生大臣山本幸三也被撤换。因在《有组织犯罪活动处罚法修正案》的国会答辩中表现不佳，被在野党要求辞职的原法务大臣金田胜年也未能躲过一劫。

　　将涉及丑闻及遭受在野党、民众非难的“污点”阁僚“悉数”撤换，安倍希望借此使自己暂时抽身于丑闻漩涡，避免最终被拉下马的政治厄运。同时，安倍还力求树立“听取民意”、“大义灭亲”的形象，一定程度上平息党争攻伐与天怒民怨。

　　刁买人心。安倍陷入执政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一人独大、傲慢骄横的行径招致朝野内外的通力反弹。故在内阁改组等一系列政治运作中，安倍着手对党内派阀关系、政官关系、官民关系等进行调整，以缓和呈集中爆发之势的各种矛盾。

　　在党内派阀关系方面，表面上一改过去任人唯亲的作风，借改组内阁和调整党内高层职务之机，安倍对曾经的竞争对手及各派阀势力的代表委以重任。在内阁，被任命为总务大臣的野田圣子曾在2015年与安倍竞争自民党总裁职位；岸田派在阁员人数上再次同实力雄厚的细田派并驾齐驱，形成鼎足之势。在自民党内部，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三大要职竟无一职由安倍所属的细田派成员担纲，造成自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最为尴尬的党争怪状。安倍对党内派阀势力做以上让步，一方面是想高调展示政治上的“大度”及“举贤任能”，拯救任人唯亲的自身形象；另一方面则是想以“封官许愿”安抚党内咄咄逼人的反对派势力，谋求借全党之力渡过执政危机。

　　在政官关系方面，安倍一直着力构建以首相及政治家为主的“官邸政治”。从森友学园、加计学园丑闻的报道及前首相福田康夫的批评中可看出，“政高官低”的格局不仅助长了朋党政治任人唯亲、无能担纲要职的不良风气，还导致部分官僚为迎合朋党政治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渎职行为。为缓和由此造成的政、官之间的紧张关系，获得官僚阶层支持，同时降低类似官僚联合在野党动摇其执政地位的发生概率，安倍不得已在内阁改组中选用了个别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力求平复与官僚阶层长期的龃龉和角力关系。

　　至于同民众关系方面，安倍一边继续在不同场合通过“真诚道歉”、“降低姿态”的方式谋求民众谅解，一边建立号称“以经济为本的工作能手内阁”，试图以所谓“民生”政绩换取民众信任。

　　暗藏玄机。表面上，安倍此次内阁改组大有求稳之势，旨在通过任用经验丰富的阁员，避免重蹈新人上任而丑态百出的覆辙。但实际上，安倍并不甘居“守势”，其或有借内阁改组之机以退为进之企图，因而其在重点岗位上的人事任命，无一不暗藏玄机。

　　此次人事安排具有明显的“救火”色彩。

安倍在文部科学大臣职位上安排了素有“政策通”之称的林芳正。林芳正出身政治世家，在内政方面经验丰富。安倍希望借助林芳正的政治手腕，稳定陷入乱局的文部科学省。在安倍看来，在野党能够借森友学园、加计学园丑闻向自己发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部科学省内存在不少“造反”分子。排除文部科学省内部继续向反对势力提供有关丑闻资料的隐患，从而摆脱一系列丑闻对其造成的威胁，可谓安倍的良苦用心。

至于同样处于风口浪尖的防卫大臣一职，安倍派出小野寺五典接任的政治考量是：小野寺五典曾于2012年12月到2014年9月担任过这一职务，对相关业务插手较深，在防卫省和自卫队中有一定影响。再者，小野寺五典在日本防卫理念、日美同盟关系及对华态度方面与安倍形成过某种契合，或有利于右翼安保理念的贯彻。

　　此次人事安排还显示出强化外交倾向。

在新一届阁员中，以外务大臣河野太郎为代表的一批成员都拥有某些外交资源或留学背景，能够为内政陷入困境的安倍政权寻找外交“卖点”。河野太郎拥有美国留学背景，在美国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其父河野洋平以自民党内“友华派”而闻名，其就慰安妇问题发表的“河野谈话”受到过中、韩等国的好评；河野太郎的祖父河野一郎曾作为农林大臣参与日本与苏联的一系列谈判，是日苏（俄）恢复邦交的见证者。可以说，这样一位与中、美、俄、韩等国家皆有交集背景的外务大臣，恰好满足了当下安倍政权强化日美同盟、突破日俄领土问题、改善对华关系、增进日韩关系的外交需求。

新任文部科学大臣林芳正也在外交方面具备一定实力，其人曾在美国留学，还有为美国议员工作实习的经历；其父林义郎曾作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到访中国。不难看出，安倍已经在为“失之内政，补之外交”的计划煞费苦心地谋篇布局，并很可能近期在外交上再掀波澜。

执政前景“难题重重”

　　从日本各大媒体所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来看，安倍改组内阁等一系列动作至少使其在支持率方面暂时稳住阵脚。但这并不意味安倍政权支持率能够重回高位，也不代表安倍政权可以高枕无忧。从每次内阁改组后支持率平均回升3.5%的数据来分析，此次改组所带来的支持率回升大致已接近顶点；而面对民众长期累积的不信任趋势，留给安倍的时间恐怕十分有限，其前途很可能陷入“难题重重”的困局。

　　安倍近期要正视的棘手问题至少有三方面：

• 经济上，作为安倍政权的核心主张，“安倍经济学”早已过气，其带给民众的实惠实在太少，摆脱通货紧缩等目标也一再落空。

• 政治追责上，议会对于自卫队日报问题的审查以及在野党对于加计学园等丑闻的声讨，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触及安倍的敏感神经；阁员中的“救火队员”能否成功助安倍脱逃仍是未知数。

• 人事上，即将到来的众议院地区补选（今年10月）、众议院大选（2018年）及自民党总裁选举（2018年），都将成为安倍必须全力面对的难题。

无论在上述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危及安倍政权。

　　需要强调的是，自民党长期形成的“密室政治”以及民众对安倍的强烈不信任感两相叠加，或已形成安倍政权走向颓然的死结。

最有力的证据是在仅仅履新数日的阁员中，已有人被迅速爆出负面新闻：如冲绳北方担当大臣江崎铁磨冒充内行，为避免出丑而准备在国会答辩时“照本宣科”滥竽充数；负责监督政治资金使用的总务大臣野田圣子，被爆曾有涉嫌逃避税款的陋行等。可见民众对于安倍政府深重的不信任并未因内阁改组而得到明显改善，其所任用新阁员也并非无懈可击。此番新内阁“出师不利”露出的蛛丝马迹，无疑给安倍的执政前景蒙上一层阴影，加大了其右翼政策推行的难度。

右翼保守势力“修宪”心结难解

　　日本当代政治的右倾化特征，已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如果说安倍政权屡遭丑闻冲击，不得不进行改组是外在表演，那么用缓兵之计来延长执政时间、以便完成修宪夙愿，就是安倍保守政权的内在诉求；如果说后安倍时代的日本仍旧延续自民党独大的态势，那么整个政界趋奉右倾，就是当代日本政治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特征。

　　安倍虽对阁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撤换，但以其本人及麻生太郎、菅义伟、二阶俊博、高村正彦为代表的核心执政“骨架”得以保留，意味着其在大政方针上不会出现实质性变动。安倍政治理念中占据首位的修宪议题自然不会被轻易抛弃。尽管其声称此前提出的2020年实施修改后的新宪法“并非一开始就想好日程”，但事实证明，修改宪法仍是安倍政权的核心要义，渲染邻国威胁、为修宪造势的一贯风格也从未改变。

　　安倍日前借出席广岛核爆纪念仪式之机，大谈朝核危机等地区诸多威胁，声称考虑再次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继续强化反导措施和“西南诸岛”防御，并涉及对“先发制人”打击进行探讨的可能性问题。日本政府在刚刚通过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老调重弹，借助海洋安全问题鼓吹“中国威胁论”，为其修宪必要性造势。这无疑透露出安倍所谓“修宪并无时间表”等虚假表态，只是在其执政面临重大危机时的权宜之计。这也足以证明在修宪问题上，安倍只会伺机而动地“缓修宪”，而绝无可能“不修宪”。

　　对于一度热议的所谓“后安倍时代”，也仍将是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当道。如今最大在野党民进党自乱阵脚的种种迹象表明：“后安倍时代”的日本政权，仍将由自民党垄断。自民党于立党之初已将修宪视作重要使命，无论将来何人掌权，无论其当下对修宪持何等谨慎态度，自民党政权修宪理念不会止息。

　　此外，新任外务大臣河野太郎落实安倍执政理念不打折扣，在慰安妇等问题上与其父政治立场泾渭分明，这足以证明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右翼保守势力主宰日本政坛态势亦无改观。所以，肆意歪曲历史及丑闻事件在文部科学省连续爆发绝非偶然，说明右翼保守势力已广泛介入日本教育领域，并深刻影响日本青少年的历史观。这再次敲响警钟：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清算，片刻不能松懈。

　　总之，对于在右倾保守化道路上积重难返的日本及其一意孤行以“修宪”挑战二战胜利成果的行为，国际社会必须给予高度警惕。LW

原题《安倍能否以政治豪赌挽救执政危机》

刊于《瞭望》2017年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