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重磅丨中国经济，从“稳中有进”跨入“稳中向好”

马德里时间:2017-7-25 17:52| 佚名| 评论: 0|原作者: 王仁贵|来自: 瞭望评

◆ 上半年6.9%的增速，市场上普遍反映是超预期◆ 当前宏观经济比预期要好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是政策性的逻辑还是市场性的逻辑？市场性的逻辑是稳定的逻辑还是短期性因素？这是我们要探讨的更 ...

◆ 上半年6.9%的增速，市场上普遍反映是超预期

◆ 当前宏观经济比预期要好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是政策性的逻辑还是市场性的逻辑？市场性的逻辑是稳定的逻辑还是短期性因素？这是我们要探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 经济发展中又还有哪些需要应对的下行压力？

◆ 未来的宏观政策取向如何精准把握？

◆ 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约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学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去年我们说‘稳中有进’，当时底气还不是很足，到了今年一季度实现了6.9%的增长，大家还是有点怀疑，而现在我们完全有充分的信心认为，我国经济已经取得了稳中向好的成绩。连续两个季度6.9%的增长来之不易，这个增长是和经济自身的内生动力增强相一致的，也是和全球经济走向复苏的新周期相一致的。”

正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的积极表述，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比去年全年增速上升0.2个百分点，不仅高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6.5%左右的增长目标，而且在全球范围内也位居前列，这一增速令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倍受鼓舞。

那么，是什么因素支撑了上半年超预期的增长？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影响几何？经济发展中又还有哪些需要应对的下行压力？未来的宏观政策取向如何精准把握？围绕这些问题，本刊记者约访了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核心学者。

受访专家（排名不分先后，以姓氏笔画为序）

牛犁：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

毕吉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宗良：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

徐洪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

内部动力结构改善明显

《瞭望》：对于上半年6.9%的增速，市场上的普遍反映是超预期。国内方面，究竟是什么因素支撑了这样的增长？

徐洪才：首先是投资速度回升、投资结构优化。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只有8.1%，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8.6%，提高了0.5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最高时是3月份的9.2%，这里面主要还是基建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拉动，但到了5月份以后，房地产投资有所回落，这与我们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是相一致的。

这其中，民间投资增长7.2%。去年8月份最低时只有2.1%的增长，到年底恢复到3.2%的增长，而今年上半年已经到了7.2%。这说明前期我们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增长依然保持强劲，增速达到9.1%，中部地区增长10.1%，西部地区增长10.7%。区域投资结构也有所优化。

其次是消费继续扮演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和去年年底持平。但今年年初消费增速出现一定下滑，大家还以为消费增长低于10%可能成为一个常态，但最近几个月明显恢复正常。

再者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今年上半年，一、二、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分别为3.5%、6.4%、7.7%。第三产业依然领先于其他两个产业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三产业也是最高的。上半年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3.3%、36.5%和60.2%，也就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去年年底的时候，第三产业贡献是58.4%。现在又提升了近2个百分点，说明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牛犁：经济稳中向好，超出预期，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确实实让传统制造领域结构得到了显著优化，生产积极性提高了；

第二是价格因素的推动，企业效益明显改善，所以积极性提高了；

第三是补库存的因素，库存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节节下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补库存阶段，产成品存货拉动工业生产；

第四是外需因素。世界经济温和增长拉动外贸出口增速明显好于预期，上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上年同期的-10.4%转为3.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增加了0.97个百分点。

宗良：中国经济正在走向高质量的中高速增长，三大需求的平衡增长是其显著特征之一。过去一段时间，投资是发展的主因。但现在，中国的经济不是简单靠投资。三大需求的平衡对拉动经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消费上，在拉动经济总增长空间中占比达63.4%。

出口方面，在人民币计价出口增加15%左右的背景下，上半年进出口增长19.6%的成绩是2011年以来最好的状况。

投资而言，去年全年8.1%，现在上半年8.6%。这里面制造业投资在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21.4%，房地产行业的投资8%多一点。

这就形成了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经济的局面。

刘元春：当前宏观经济比预期要好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是政策性的逻辑还是市场性的逻辑？市场性的逻辑是稳定的逻辑还是短期性的因素？这是我们要探讨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对6.9%的增长速度没有预计到，国内方面主要是两方面因素超出了预期。

一是消费，在于城市的消费升级和最关键的农村的消费升级。这种消费升级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包括三四线城市汽车消费状况很好，三四线城市的住房消费状况也很好，带来目前整个三四线城市城镇化内涵提升发生了质变。这是我们判断中国消费市场和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误差的几个关键性的原因，对中国的微观基础发生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关注不够。

二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一直提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上半年的赤字有6700多亿元，基础建设上半年投入5.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多。但这种强劲的积极性可能不是建立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全面改善的状况之上的，政府型的增长、国有企业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原因是我们的债务约束太高。这需要关注。

外需好转做出重要贡献

《瞭望》：上半年，外贸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如何看待国际经济形势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呢？

刘元春：前几个季度，世界经济已经走向比较稳定的复苏逻辑。有几个显著标志：

一是大宗商品价格的逆转，

二是龙头国家经济的复苏，

三是整个世界景气的轮转，更重要的基础参数是实体经济投资增速开始反转。

为什么世界经济增速复苏对中国的经济作用这么大？我们的出口增速由负转正所产生的宏观效应，从核算的角度推动作用不是那么大，但核算里面的外需作用大大低估了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拉动的作用。二季度的数据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几十个工业行业利润改善的情况在稳步向中下游进行传递，这是很稳定的一种力量，它可以变成今年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毕吉耀：全球经济迎来一个久违的周期性的复苏，外贸进出口的表现特别是出口的表现印证了这一点。去年、前年的出口是负增长，今年一下子提高到15%以上，这跟全球回暖有很大的关系。种种迹象表明，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持续八年多的深度调整后，世界经济目前正在出现一些向好的势头，尽管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未解决。今年世界经济有望实现近年来最快的增长。

对于我国来说，外部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特别是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外交政策力度调整比较大，这给全球经济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人们一直担心两件事：

一个是英国公投脱欧。大家认为英国脱欧以后，未来不光是对欧盟一体化进程造成干扰和影响，而且对全球经济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二是特朗普的当选。由于特朗普上台后反全球化浪潮、保护主义色彩进一步增强，大家比较担心其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美关系比较稳定。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像当时竞选时所声称的那样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也没有对中国采取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也就是说，外部环境在不确定中趋于稳定。

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步伐在加快。

美国经济复苏势头相对比较巩固，美联储连续几次加息，也表明了美国经济在向好；

欧洲受人口老龄化和结构性问题影响很难有较快增长，但从最近七八个季度来看，同比增长从以前的1.5%～1.6%之间提升到1.7%～1.9%之间，属于稳定温和的增长；

日本经济形势也好于预期。

从中国上半年的出口来看，出口增长最快的还是对美国、欧洲、日本等传统经济体。虽然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三大经济体复苏对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亮丽，除了国内的努力以外，外部的环境好转也是非常重要的。

妥善应对不确定因素

《瞭望》：结合国内外情况看，未来影响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有哪些？

牛犁：经济稳中向好，但稳中也有一定的隐忧。

内需上看，需要进一步巩固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如果剔除价格因素以后，上半年投资只有3.8%的增长，增幅同比放缓了7.2个百分点；工业补库存周期趋于结束。当前消费的名义增速是10.4%，但剔除价格因素后比去年慢了0.4个百分点。

从政策角度看，货币政策金融去杠杆，总体说来不会放松。M2可能在较长时间内要降下来，去杠杆远未完成，防控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货币政策不要指望它更加宽松。

从财政角度来讲，赤字率没有扩大，年初有结转资金。特别是在近期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部门往往都要出一点自己的东西。比如财政部的50号文和87号文，严格管控地方借债，很多地方的基建项目后期干不了。这样来看，财政方面也是后期收紧。

房地产市场方面，至少根据现在的走势看，非常顽强。6月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出现反弹，前几个月节节下走，这个月反而上来了，销售面积增长20%，销售额增长30%多，当然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大概率还是会降温，但是可能会比大家想象的降得少。

外部需求方面，因为去年的基数影响逐月减小，贸易价格指数越往后越小，汇率因素去年是贬值6.2%，而今年上半年升值2.4%，这三个因素都会导致出口名义增速走低。

刘元春：上半年财政支出有一项“政府债务利息支付”3400多亿元，同比增长34%，上半年还不是还款的高峰期。如果没有前两年债务置换的铺垫，今年上半年可能要支付的利息是7000亿～8000亿元规模。地方政府总的政府性收入也不到5万亿元，仅利息支付就达15%左右，这个压力非常大。这就导致下半年政府财政政策力量略有收缩，导致政策性支持的一些投资性的因素可能出现式微的状况。

宗良：现在中国经济民间投资虽然达到了7.2%，但是民间投资和制造业仍然不是特别有序。未来良好的势头不能丢，一定要稳定市场预期。

第一，在政府加强监管的背景下，货币政策要略有宽松；

第二，还是要把税改做好，逐渐降税，给企业减轻负担；

第三，要深化市场化改革，这才能带给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总体来讲，今年能够比较稳定地实现6.5%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同时深化供给侧改革，将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和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陈彦斌：经济增长仍旧面临不少下行压力。主要包括：

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商品房销售增速放缓，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开始回落；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中趋缓迹象明显，新开工项目投资增速较去年明显下降；

PPI同比涨幅见顶回落，表明去年下半年以来支撑经济企稳的补库存周期逐渐接近尾声；

企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利润增速开始放缓，意味着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压力逐渐加大；

虽然6月份PMI整体提升，但是中小企业PMI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有所减弱；

金融去杠杆导致流动性收紧、资金利率中枢上行，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难度；

债务率上升速度依然较快，尤其是家庭部门债务压力显著加大，债务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不容忽视。

此外，外部环境也面临一些不确定性。贸易保护形势依然较为严峻。尽管刚刚结束的G20峰会达成了对抗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共识，但正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言，“贸易保护之剑”仍高悬于全球贸易之上。民粹主义的兴起可能会加剧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分歧，而欧洲难民危机与恐怖主义的抬头将加大地缘政治冲突爆发的风险。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减税+加息+缩表”的政策组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冲击。大规模减税计划是特朗普政府刺激经济的核心举措之一。作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减税与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这两个收紧货币政策举措相叠加，将会推动美元的走强，并加大美国经济对资金和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这就会增加人民币贬值与资本外流压力。这需要妥善应对。

兼顾经济金融双稳定

《瞭望》：面对当前的经济稳增长与金融去杠杆形势，宏观政策的走向该如何精准把握？

陈彦斌：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环境下金融体系却异常活跃，突出表现为金融业规模的快速膨胀。由此导致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以及资产泡沫风险等各类金融风险不断加剧。2016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继续重视“稳增长”的同时，首次明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着力防控资产泡沫”，将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经济稳定目标相并列。

政府着力推进金融去杠杆是十分正确的决定。从政策效果来看，虽然金融去杠杆进程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金融稳定与经济稳定两大目标之间的冲突随之出现。尤其是在货币政策收紧流动性与宏观审慎政策力度加码的双重“紧缩”效应下，实体经济的融资压力和难度显著加大。从6月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来看，反映资金紧张企业的比重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40%。

要更好地兼顾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在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宜由“稳健中性”调整为“稳健略偏宽松”，聚焦于应对经济的下行压力。

而且，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还可以互相提高调控效率。一方面，在实施偏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抑制资金“脱实向虚”行为的情况下，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更好地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从而更有效地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另一方面，经济活力的增强也能够吸引一部分资金从金融体系流回至实体经济，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抑制金融体系过度繁荣的效果，由此形成正向的良性循环。

刘元春：从货币增速来看，M2原来预计目标是12%。

第一，看M2盯住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目标是既盯住通胀又盯住增长，正常M2的目标是11%左右比较恰当，目前9.4%有点偏紧。中性货币政策效果就是偏紧的，定到12%的增速是宽松的，10%～11%都比较恰当。

第二，要看M2的结构。一类与实体经济相对应，还有一类是与金融对应。最近收缩比较厉害的是金融这一块。社会融资总额的增长还是很正常的13.7%，目前的变化是表内基本上还在往前走，信贷增长速度很正常，但表外收得很厉害；间接融资增长很正常，但是直接融资减少得很厉害。上半年债券同比融资减少3.4万亿元，股票融资又比去年减少1000多亿元。因此我们对货币政策目前的松与紧的判断不能够简单地从M2本身来判断，必须从社会融资总额结构的变化和M2的结构性变化进一步判断。下半年这种趋紧的状态，我们判断不会进一步加重。

财政方面，财税改革是先解决政府职能的改革还是先减税？如果这个逻辑不明确，经济学家简单呼吁减税是没有用的。要提供一个可行的减税路径。财政最好的就是投资型政府的定位要相对弱化，特别是在市场支撑力比较强劲的时候，政府要适度退出。地方政府“快上大上”的热情要适度收缩。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30期，原题《从“稳中有进”跨入“稳中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