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停航以后，中央通知军队系统进入一级战备。正好有一个朝鲜(专题)高级新闻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搭了一架安东诺夫24型专机飞到上海，下一站要去访问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禁飞令一来，朝鲜代表团走不掉了，怎么对外解释呢？外交部也说不出理由，就说改道走吧。没有办法，只好让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安排他们改乘火车到韶山去。到了第三天，王洪文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马上乘火车去北京。本文选自《徐景贤最后回忆》，作者徐景贤。

　　在特别法庭作证时的徐景贤（图左坐者）（图源：VCG）

　　（一）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一些政治动向

　　先说一下我们是怎么知道林彪出逃的。一九七○年八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我们已经对林彪的所作所为打了问号了，但是既然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写道：“我和林彪同志一致认为……”，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领会毛泽东的意图，要继续根据党章的规定，维护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

　　一九七一年四月，王洪文和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工作会议。会上，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对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五员大将的书面检查所作的批示，非常震惊，感到毛的锋芒是隐隐对着林彪的。虽然林彪没有参加“批陈整风”会议，但是紧接着的一九七一年“五一”节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的时候，林彪也随着上了城楼。看来，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并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只能在暗地里对林彪有所怀疑。

　　一九七一年初，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在从机场到招待所的路上，张春桥仔细地观察了上海的街头情况。到了兴国路招待所，他就把我找去，对我说：“我出了机场，车子开到新华路转盘大草坪的地方，看到转盘周围还树着一幅大标语牌，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里面还有‘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些提法，你想办法叫人换掉。”他虽然没有明指林彪，但是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在上海不要再宣传林彪了，特别是再版前言的这种提法不能再公开用了。因为毛泽东一九七零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就反对称“天才”了。我当时不动声色地通知长宁区委，把从机场到市区道路上的标语牌更新，不露痕迹地把四块标语牌一起换掉，换成新的毛主席语录。

　　另一件事情：有一天，我发现我的警卫员、空四军派来的排长小边，在看一本书，我顺便问他：“你看的是什么书啊？”

　　他说：“是空四军军部发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的讲话。”

　　我说：“这我倒没看到过，你给我看看。”我拿来一看，是林立果在空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用报告。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已经得知林立果是林彪的儿子，在空军中是很有地位、很有影响的人物，既然有那么一本书，我又敏感地联想到庐山会议上某些人的活动，所以我就向警卫员小边借这本书。

　　他有点为难，说：“这书是我们的军内读物。”

　　我说：“我看看，我也会保密的，不会外传，三天后就还给你。”这书是白色封面，标题印红字，标明是内部文件。我急忙看了一遍，觉得很重要，就给张春桥挂了一个电话，说是有急事要找他。我搞得很秘密，这件事连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也不让知道。到了兴国路招待所，等何秀文把我引进张春桥办公室，自己退出去以后，我才从包里拿出这本书。张春桥一看，很有兴趣，问我从哪里来的？我说是空军发的，人手一册，他就把书留下了。过了一天，他很快就把书还给我，当时不加评论，没有说一句话，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对林彪宠爱的儿子已作了一番研究。

　　当时江青等人表面上对林彪仍做出“和为贵“的姿态。一九七一年“八一”建军节前，江青特意给林彪拍了好几张艺术照和生活照。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曾经和王洪文、王秀珍等人到钓鱼台看望江青，在她的大办公桌上，看到江青拍的一些林彪的半身照。江青的办公桌像打桌球的桌子那样长，桌上放着一些照相册，从这些照片中江青选了一张照片：林彪手捧毛泽东选集，翻开在看，江青给照片取名为“孜孜不倦”，用“峻岭”的笔名将它发表在一九七一年第八期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上。试想，林彪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出逃的，八月份全国性的画报还在刊登江青给林彪拍的脱帽照片，林彪是秃顶，脱帽照片相当罕见，所以很引人注意。可见，当时江青等人还想和林彪搞好关系。

　　一九七一年七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参加讨论修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八月，周恩来总理和张春桥两人一起到林彪的住地——北戴河去看望林彪，向林彪汇报工作，而且还带去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请林彪圈阅以后，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国下发。这一切举动，在我看来，都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些人主动向林彪表示团结的象征。当然，我完全没有想到林彪等人已经在暗中策划阴谋了。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毛泽东乘专列到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南巡，找当地党政军领导谈话、吹风，谈到庐山会议有人搞突然袭击，但仍然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毛泽东声称自己回到北京，还要找林彪谈谈，然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这些动作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问题采取的是“冷处理”的方针。

　　◇周恩来通过许世友告诉我们林彪出逃的消息

　　毛泽东是九月十一日下午离开上海的，临走前，找王洪文和许世友谈话。走的时候，他谁也没通知。有的文章中说，我们已经察觉了有人要谋害毛主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要强调的是，王洪文、我，还有马天水，在毛泽东走了以后，特意到龙华飞机场送许世友回南京，当时王洪文好像松了一口气，他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毛泽东和许世友一走，我们感觉到肩上的担子轻松了，根本不知道有什么阴谋正在策划、酝酿之中。

　　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关于毛泽东摄影画册正式出版的报道。这本画册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周年而编辑出版的，报道说：“这套照片中，有几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使人亲切地感到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我看到这篇报道前，收到过新华总社摄影部发来的通知，附有这本摄影画册照片的详细目录和文字说明。我知道，这些照片的发表都是经过中央审定的，这是当时中央对外的公开口径。

　　接着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中央马上发布禁飞令，所有的飞机停航，包括民航客机在内，还通知陆军部队进驻机场。当时中央没有说什么事情，只是命令进入一级战备。王洪文和我都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这样的事情在文革(专题)最混乱的时候都没有发生过。

　　过了几个钟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从南京打保密电话给王洪文：“刚才，总理给我打电话，要我通知你，你们那个姓王的上级的上级跑了！懂了吗？”

　　王洪文拿着电话一听，愣住了，没有反应过来：“你再说一遍。”

　　许世友大声地说：“你们那里到庐山去开会的姓王的，知道吗？”这样说，王洪文明确意识到这是指王维国。

　　王洪文说：“知道，知道。”

　　许世友又说：“他的上级的上级跑了，现在听懂了吗？”

　　王洪文想：王维国是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电视剧），王维国的上级是南京军区空军，南空的上级是在北京的空军总部，空军司令是吴法宪，吴法宪在庐山犯过错误，给毛主席写过检讨，开“批陈整风”会时，毛还严厉地批评过他，王洪文的领会是吴法宪跑了。

　　许世友很急，电话里又不好说林彪跑了，只是不停地问：“你听懂了吗？你听懂了吗？”

　　王洪文回答：“懂了，听懂了。”

　　许世友挂了电话，任务完成。许世友是在南京军区打的电话，没想到我们会把南京军区空军作为空四军的上级，这样就差了一级。王洪文按照空军的机制去想，只想到吴法宪为止。我们随便怎样都不可能想到林彪会跑了，听了半天电话说“懂了，懂了”，结果还是没有听懂。

　　王洪文搁下电话，赶快跑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找我。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指定王洪文和我共同主持上海的工作。他详细地叙述了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我们两人又仔细地分析，结论还是：“吴法宪跑了！”

　　我说：“空军司令调一架飞机很容易的，可能他飞走了。不过，他究竟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王洪文也想不通：“国内不象，总是朝国外跑。”

　　正当王洪文与我密谈的时候，市委机要室送来一份绝密电报：《毛泽东摄影画册》暂不发行，特别提到第几号、第几号照片要删掉。这本画册不仅在北京发行，还在上海制版印刷。我马上拿出早先收到的画册目录，一幅幅对照，一看，这些指令删掉的照片竟然全是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也就是说凡是有林彪出现的照片都要删掉。王洪文和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是林彪呢？难道他跑了吗？但是在没有正式看到中央文件以前，我们都不敢指名道姓。

　　飞机停航以后，中央通知军队系统进入一级战备。正好有一个朝鲜高级新闻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搭了一架安东诺夫24型专机飞到上海，下一站要去访问毛泽东的故乡韶山。禁飞令一来，朝鲜代表团走不掉了，怎么对外解释呢？外交部也说不出理由，就说改道走吧。我没有办法，只好让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安排他们改乘火车到韶山去。

　　（二）

　　中央通知王洪文紧急去北京

　　到了第三天，王洪文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马上乘火车去北京。

　　我们分析：这次去一定跟有人跑了有关系，可能涉及到庐山会议，最好不要让王维国知道。同时，王洪文到北京去这件事要保密，尽量不告诉其他的市委常委，所以我们两人商量，此事只有我一人知道，也由我一人去送他。当时康平路大院的警卫由空四军派来的处长李松亭负责，警卫员也都穿空军制服，假如李松亭和警卫员们看到王洪文上北京去了，也会向王维国报告的。王洪文就叫秘书小廖把警卫员支开，然后叫从工厂调来的司机小常开一辆北京吉普，停在他家门口，我和王洪文两人悄悄地坐上车，到当时的北站。

　　谁知道，我们刚刚进北站，还没登上火车，就碰到市委警卫处的空军干部，他的家属到上海探亲，他到火车站去送行的，这下子又暴露了王洪文外出的行踪。王洪文对我说：“这样吧，你回去后索性开一个市委常委会议，名义是讨论别的工作，会上你宣布王洪文到上海小三线安徽去了，理由是中央布置一级战备，王洪文到小三线检查战备去了。”

　　送走王洪文，我到康平路开市委常委会，宣布王洪文的去向。王维国也是市委常委，那天他请假不来，说是病了。我估计他肯定从北京空军那里打听到什么消息了，他一个人究竟在干什么？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空军部队掌握在他手里，我怕有什么变故，就说：“我去看他一次。”

　　我给王维国打电话，他说：“我身体不大好，正在家里休息。”我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他推辞说你很忙不要来了。我说：“我很快就过来。”我这是第一次到王维国家里，他住在江湾军部大院对面的家属宿舍。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原来在同济大学工作，后来调到空四军后勤部当副部长。一听我要去，杜贵珍就在家门口迎接我，送我到二楼的寝室，王维国躺在床上，见了我，欠着身子，很热情地握手。

　　王维国四方脸孔、中等身材，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那天他的方脸盘上的倒八字的眉毛比平时皱得更紧，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当然也可能是真的生病了。我问他：“维国同志，你的病情怎么样？”他说：“肝脏不好，正在请中医治疗。吃了几帖中药，还不见好转。医生说我的肝脏里面有毒素，规定我吃中药时要忌口，什么荤腥都不能吃，每天只能喝一点白粥，解除肝里的毒性。”为了证实他的病，说到这里，杜贵珍就端来一碗白粥给他喝。说了一阵病情后，就把话题转到形势方面。

　　我说：“九月十三日，中央下达禁飞令，现在中央军委部署全国军队进入一级战备，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情？现在洪文同志接到中央一级战备命令后，到小三线检查去了。你那里情况怎么样？听到些什么消息？”王维国是河北人，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他说：“没有啊。我们的机场现在给陆军接管了，飞机也停飞了，我打电话问北京空军司令部，根本打听不到任何消息，我们很纳闷，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当然，我不能告诉他许世友给我们打电话的情况，我想摸他的底，他当然也想摸我的底，事后才知道他早已经把儿子派到北京去通风报信去了。

　　我们谈了一阵子，我没有把底交给他，他也没有任何消息告诉我，我说：“你好好养病吧。”看起来，他现在还没有什么动作，我就告辞了。

　　毛主席下令逮捕“三国四方”

　　告别王维国，回到市委后，我等着王洪文在北京的消息。我一人在那里演了两天独脚戏，真是度日如年。

　　九月二十日上午，我办公室里的红机子电话响了，是王洪文的声音，他说：“老徐，你赶快到常德路警备司令部来一下。”我很奇怪：“啊？你怎么已经回上海了？”他说：“快来，来了再说。”我也感到很吃惊，王洪文回上海，连康平路市委大院也不进，直奔上海警备区司令部，肯定有重要事情。我赶到常德路警备司令部，大院深处有一幢小楼，过去是陈毅的办公室，现已变成警备区司令部办公楼。

　　我踏进二楼的司令办公室，看见王洪文神色兴奋，露出很得意的样子，跟我握手的时候，说：“我这次到北京去，许司令也一起去的，这里还有一位肖副司令。”马上向我介绍南京军区副司令肖永银。“我和肖副司令一起从南京赶回上海。”我们坐下后，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文件，说：“你先看看。我一看，这是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中央红头文件，文件的上方印着：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1971·09·18；中发［1971］57号毛主席批示：照发。

　　我赶紧认真地阅读文件：“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我读完文件，很震惊，但也很兴奋，连声说：“想不到啊！想不到啊！”王洪文说：“这次到北京，主席下命令，要把‘三国四方’抓起来。许司令与我商量，请肖副司令到上海与我们一起执行这个任务。”

　　“三国四方”是借用“抗美援越”时期常用的称呼。“三国”指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四方”是因为越南南方、越南北方要算两方。

　　一九七零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召开秘密会议，借用“三国四方”的说法，“三国”是指南京军区空军、上海空四军、浙江空五军。“四方”是指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原南空政委江腾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他们于一九七一年在上海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开过号称“三国四方”的秘密会议，会后根据林立果的旨意，写成了《“五七一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

　　《纪要》中写道：“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导弹的代号（电视剧））、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王维国、陈励耘两个人的经历

　　毛泽东为什么下令要把王维国、陈励耘抓起来？这里要单独介绍一下这两个人的情况。

　　王维国：一九一九年八月出生，河北元氏人。一九三八年四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八年六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元氏县独立营指导员，游击大队主任。一九四零年参加八路军，历任：一二九师政工队学员，一二九师十一旅教导大队指导员、营教导员，山西晋东独立营副政委、五十四团副政委、团长，太行军分区三十四团政委，中原野战军九纵七十三团团长、政委，豫西军区警卫一团、警卫二旅四团、河南军区警卫一团政委，河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部长。解放后任空军师副政委、政委，空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四军第二政委、第一政委。文革期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一九六零年晋升为大校、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委。

　　陈励耘：一九一九年九月生，四川成都人。十七岁在成都就读于天府中学，就在中共领导下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二月到延安，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三团排长、抗大总校文工团团长。苏中军区抗大九分校政治处组织股股长、政工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团连指导员、营政委，新四军一师政治部秘书。苏浙军区一纵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后方留守政治处主任、六纵十六师四十六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华东军政干部学校政治部宣教部副部长。华东军区教导三总队十四团政委，华东军政大学五总队政委，华东军区教导总队副政委。一九五一年任空军航空兵航空师副政委、政委。一九五五年九月被授予空军上校，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晋升空军大校。为中共九届候补中委。陈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一九六四年升任空五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回忆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负责毛泽东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王维国和陈励耘都是跟着毛泽东转战南北的年轻将领，一九六九年当上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时都只有五十岁，可是因为他们都被林彪和林立果看中了，受到过林彪的单独接见，又参加过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在上海召集的“三国四方”会议，会议确定王维国是上海地区的头，陈励耘是浙江地区的头，把他们作为“骨干力量”写进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因此，毛泽东怀疑他们谋反，并且卷入“谋害”的阴谋，就下令立即把他们两人抓起来，并命令这个任务由许世友和王洪文执行。抓捕措施由许世友叫南京军区副司令肖永银随王洪文到上海后具体落实，确定抓捕方案。

　　（三）

　　我们在上海常德路警备司令部办公室作了缜密的研究。肖副司令年近六十，精瘦能干，头发有点白，一看就知是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王洪文介绍说他是管作战的，肖副司令首先提议说：“先抓王维国，再抓陈励耘，怎么样？江腾蛟在北京，由北京解决；周建平在南京，由南京解决。至于王维国、陈励耘怎么抓法？我们商量一下。”

　　王洪文说：“怎么抓，一定要稳妥，不能出事情。最近王维国情况怎么样？”

　　我说：“我刚刚去看过他，他说有病，正躺在家里休息。但是我看他没有什么大病。我告诉他，你到小三线抓战备去了。”

　　肖副司令说：“我从南京军区保卫部只带了六个人来，这次行动主要靠上海警备区的力量。但是我们不宜到空四军军部直接抓王维国，他在那里有大量的兵力，很难动。”

　　王洪文说：“这样吧，今天下午叫他到市委看重要的中央文件，然后抓他。他既然知道我到小三线去了，老徐，还是你打电话给他，比较自然。”我在市委分管意识形态和文教，与军事不搭界，王维国不会怀疑我有什么举动。

　　我问：“究竟是通知他到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呢，还是哪里呢？”

　　王洪文说：“还是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吧。那个地方环境比较隐蔽，便于埋伏力量。肖副司令，你看怎么样？”

　　肖副司令说：“好，我叫警备区董副司令安排兵力。我要警备区派一个连，占领延安饭店（南京军区的指挥所）的制高点，同时要动用两个师，控制南京路、淮海路、外滩等主要街道，防止王维国调动空四军进攻。至于锦江饭店那边，我会作全面部署的。”

　　我说：“那我打电话了，让他下午两点到锦江饭店小礼堂看文件，时间安排来得及吗？”我们大家看看手表，那时是上午十一点，蛮紧张的。

　　肖副司令说：“抓紧布置，来得及的。”

　　接着，我们讨论了具体的抓捕方案。锦江饭店是市委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小礼堂有两个门，靠近小花园的前门是平时我们下车进会场的地方。我们让王洪文的秘书小廖和我的秘书小张两人守在小礼堂前门，王维国的车来了，就让王维国进小礼堂，但是他的司机、警卫员不让下车。小礼堂有个后门，靠东边的马路有个通道口，后门边上悄悄地停两辆军用吉普，抓捕到王维国后，就把他架到军用吉普上开走。小礼堂外面和锦江饭店大门口不设任何武装人员，免得引起王维国的随从和警卫员的怀疑。小礼堂里服务员的房间里，埋伏下南京军区的保卫科长等人，等候王洪文向王维国等人宣布了毛主席的命令，可以动手抓捕的时候，埋伏的人就冲出来。董副司令率领一个营的战士埋伏在锦江饭店外围和饭店大门边上的小楼里，严密警戒，以防不测。

　　部署部队抓人的命令发出后，我当着王洪文和肖永银副司令的面，拿起电话打给江湾空四军军部，直接找王维国。当时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但说话的声音尽量显得平静，我说：“维国同志吗？这几天身体好点了吗？今天中央来了一份绝密文件，规定由市委常委阅读，下午我把文件带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去，下午两点请你来看文件，可以吗？”王维国也急于想了解中央的精神，赶忙回答：“可以，可以。”

　　我说：“那好吧，下午两点，锦江小礼堂见。”就把电话挂上了。我是市委分管宣传文教的书记，王维国根本没有往武装这方面想，对我很放心，他爽快地答应前来。

　　接下来，我们商量抓捕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的办法。如果单独通知陈励耘到上海来，肯定会引起怀疑，最后决定，还是由我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军政委南萍，通知他今天和省委书记陈励耘一起来上海看中央重要文件，而且说整个华东地区只有一份文件，规定由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上海亲自阅读，要他们立即赶到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来。

　　我和南萍比较熟，他回答我说：“接了电话，叫上陈励耘，尽快出发。”他还告诉我，走海边的一条公路比较近，大概五个小时后到上海。

　　这样，抓王维国和抓陈励耘在时间上正好错开。两个电话打完后，王洪文和肖副司令认为通知抓捕对象这一方面已经落实，决定兵分两路：肖副司令留在警备区司令部指挥部队，王洪文和我两人赶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抓捕对象直接见面，实施抓捕。

　　时近中午，我们匆匆吃了点饭，就赶到锦江饭店。这时下午一点还不到，饭店大院里特别沉静。北楼附近马路上有些人在走动，南楼和小礼堂前面的花园里根本没有人影。但是我们知道，周边的小楼上已经隐藏着许多双眼睛，正在注视着小礼堂附近的一举一动。按照事先商量的方案，我们的秘书小张、小廖等候在小礼堂前门，专门迎接王维国，同时安排驾驶员和警卫员留在车上。一切布置就绪。

　　我和王洪文进入锦江小礼堂。小礼堂有七、八百平米，铺着红地毯，两面都是落地长窗，垂着半透明的绢丝窗帘，礼堂深处有一个供作报告和小型演出的舞台，小礼堂内的桌子、椅子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移动，毛泽东曾在这里多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有时候晚上在小礼堂看文艺演出。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曾在这里签订过《中美上海公报》。

　　今天，我们在动手之前，把小礼堂的桌子、椅子都撤走了，只留下六张沙发，三张沙发向外朝着门口，三张沙发向里朝着舞台，中间的一张是双人沙发，两边各放一张单人沙发，沙发前各放一只茶几，茶几上放了几个玻璃烟缸。两组沙发之间的距离只有两三公尺。王洪文和我坐在面朝门口的双人沙发上，整个小礼堂里就我们两人，静静地等候王维国的到来。

　　王洪文把文件夹放在茶几上，夹子里放着毛泽东批准下发的一九七一年第五十七号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王洪文点了一支烟，对我说：“毛主席除了下命令对王维国、陈励耘进行隔离审查外，还谈了今后要抓紧抓好华东地区林彪事件的专案工作。周总理在确切知道林彪机毁人亡以后，在人民大会堂大叫拿酒来，跟中央的其他领导干了好几杯茅台酒。”

　　因为等人，时间好像过得特别慢。临近两点，我们便不再说话，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王洪文指了指茶几上的烟缸说道：“等一下王维国要是拔枪的话，我们就用这东西砸他。”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情格外紧张起来。

　　王维国首先束手就擒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日下午二点，王维国的车准时到达锦江小礼堂，我们的秘书把他引进小礼堂的头道门，王洪文和我坐在小礼堂里，面朝着二道门，这是两扇拉门，门上挂着丝绒的门帘。丝绒门帘撩开了，我们看见身穿空军军装的王维国走进来了。他一见王洪文，显得很意外，走上前来一面跟王洪文握手，一面说：“洪文同志，回来啦。”

　　王洪文说：“是啊，是啊。”顺势请他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坐下，“这次我不是到小三线去的，我是到北京去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因为要保密，所以对外说我到小三线去了。现在我带回来一份中央文件，你先看一下。”说完，王洪文就把文件递给他。

　　此时，王维国把手伸进上衣的口袋里，我以为他要拿什么东西，心里格登了一下，他摸出一个眼镜盒，戴上老花眼镜看文件。礼堂里的空气显得异常紧张，我们两人盯着王维国，看他有什么反映。王维国拿起文件，第一页就看到了林彪在九月十三日乘飞机出逃，叛国投敌、机毁人亡的消息。王维国的脸色由黄变灰，两条眉毛紧紧地蹙起来，神色紧张，手拿着这几页薄薄的文件，微微颤抖，看完一遍，还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回过来看第二遍。

　　王洪文估计时间差不多了，问他：“看好了吧？”王维国说：“嗯。”把文件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这时候，王洪文很严肃地说：“王维国，现在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你要很好地交代自己的问题。”

　　王洪文的话音刚落，王维国身后的丝绒门帘又撩开了，悄悄走进三个人，他们是南京军区保卫部李部长等人，他们走到王维国的身后。王洪文宣布完毕，王维国没有显出特别惊慌的神情，好像逮捕他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站起来，南京军区的两个干部一边一个抓住他的手臂，另外一个搜他的身，看看有没有武器。他们没有用枪对着他，也没有上手铐，王维国一言不发，任凭他们检查。检查完毕，几个军人用手一夹，推着他朝舞台旁的后门走去。在后门外面的过道马路上，停着军用吉普，他们把王维国往车上一送，军用吉普飞快地把王维国转移到一所事先准备好的地下室，根本没有惊动小礼堂前面的人。王维国的司机和警卫员还在那里说说笑笑，等了很久，才被安排走。

　　王维国的问题解决了，王洪文和我两人都松了口气，这时候，掉过头来再给浙江省委打电话，问他们出来没有。省委办公厅说，南萍、陈励耘早在中午十二点多就乘小轿车从浙江杭州出发，估计五点多钟可以到上海。

　　在等候的过程中，下午三、四点钟，王秀珍来了，原来她是到锦江饭店北楼接待外宾的，一看王洪文和我的车都在，就找到小礼堂。因为她也是市委书记之一，王洪文就告诉她到北京去的情况，同时给她看了中央文件，王洪文还对她说：“我们已经把王维国抓起来了。等一下还要抓陈励耘。”

　　她一听，非常好奇，又很紧张，说：“我留下来看看，好吗？”王洪文跟她关系比较近，说：“好吧，好吧，你就留着吧。”这样，在小礼堂里等候陈励耘的就变成三个人了。

　　（四）

　　陈励耘的车掉到海里去了

　　我们在小礼堂里一面聊天一面等人，等到傍晚六点钟，还不见杭州的车来。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或是抓王维国的消息捅到杭州去了？我们要秘书一再打电话给浙江省委，那边回话说也没有任何消息。王洪文担心出事情，就叫市委警卫处派人开车沿着沪杭公路去找。一直等啊等，等到晚上七点钟，只听外面嚷起来，“来啦！来啦！”

　　门帘撩开，走在前面的是瘦瘦的穿陆军服装的南萍，后面则是高头大马的穿空军服装的陈励耘。陈励耘走进来，一面跟我们握手，一面大叫：“今天倒了霉了，车掉到海里了！”只见他提着蓝色的裤管，裤腿上沾着泥浆水，还水淋淋地往下滴着。

　　南萍是二十军政委，又是浙江省的一把手，说话文绉绉的，忙着给我们解释：“我们想赶路，车开得太快，从杭州到上海的沿海公路，有一处地方是急转弯，路旁有标志，但司机没有看清楚，没打急转弯，车子就开到海边的泥塘里去了。”

　　陈励耘说：“今天真是不顺利，欲速则不达！后来我们没有办法，从泥浆里爬出来，让农民来拖车。拖了半天也拖不上来。又跑到公社去，派出几辆拖拉机才把汽车拖上来。”

　　王洪文说：“怪不得，多等了你们两个钟点。请坐，请坐。”两人就在对面的大沙发上坐下。

　　陈励耘不但长得高，皮肤也黑，我们平时开玩笑地说，他就像京剧《沙家浜》的唱词里所唱的那样：“像座黑铁塔”。他走起路来两条腿叉开，一摇一摆，颇像一头企鹅。他是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文化水平比较高，在中央开会时做纪录很详细。每次中央开会，上海由我作记录，浙江由他作记录，南萍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们两人的纪录在南京军区算是比较好的。当时，中央开会，要详细记下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有三份纪录是比较好的，一份是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记的，一份是浙江省他们两人的记录，一份是上海我的记录。凡是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大家纪录完后总是互相核对，核对出一份标准纪录，再带回去传达。

　　当时在陈励耘任政委的空五军有几个笑话流传，而且流传很广。有一次，林彪给浙江空五军送了一筐桔子，林彪经常会给比较亲近的部队送礼物。军部机关领导特地召开誓师大会，庆祝林副主席送来了“幸福果”，然后把这一筐桔子一层一层地分送下去，军到师，师到团、营、连，层层开会表忠心。有一个师的政治部，分到一个桔子后，由政治部主任召开誓师大会，正好政治部副主任出差去了，没有参加大会。大会结束后，政治部主任把分到的那个桔子恭恭敬敬地捧回来放在桌子上，他还要考虑这么大的机构，下面人那么多，这个“幸福果”怎么吃法？还没有考虑出一个办法，他临时有事离开了办公室。

　　正好这个时候，政治部副主任出差回来了，他又累又渴，看到政治部主任桌上的桔子很大很解渴，拿来剥开三口两口就吃光了，把桔皮扔在桌子上。过了一会儿，政治部主任回来，一看“幸福果”没有了，大吃一惊：原来进了副主任的肚子！这下主任叫苦不迭：“刚刚开过誓师大会，你吃掉的是接班人林副主席送来的重要礼物，闯大祸了！”难道再开一个大会作吃掉了桔子的检讨吗？副主任也紧张了，这下真倒霉了，可能还要撤职呢。正发愁时，主任一看桔皮还在，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赶紧叫伙房把桔皮泡在大缸里，烧了一大缸桔皮茶，里面多放几斤白糖，让全体干部战士都来喝上一杯“幸福果”茶，这样，总算让大家尝到了副统帅送的礼物的滋味，也给副主任解了围。不过，最后副主任还是认真地写了检讨。

　　为这件事，有人专门写了一副对联，活龙活现地作了描写和讽嘲：“副主任独吞幸福果，政治部分享桔子皮。”横批是“嘴馋遭祸殃”。这个和陈励耘有关的空五军的笑话流传很广。

　　还有一个笑话，也是关于送礼的。林彪给浙江部队送了一盒他湖北家乡的土特产——麻片糕。也是同样的问题，僧多粥少。分到麻片糕的军事单位，就把大家集合起来，围桌而坐，把麻片糕掰成一小块一小块，保证每人有一小片。记得当时有一部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里，著名演员邦达尔丘克演的苏军俘虏，到德军司令部去得到一个白脱面包，回到俘虏营后几百个俘虏看到一个面包，嘴馋得不得了，也是大家围坐着，把面包分成很小很小的一块块，分而食之。但现在部队面对林彪的礼物时不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表忠心。所以大家在吃麻片糕时，还有一套很繁复的程序，一面吃糕，一面发言，轮流表态：“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广大指战员的最大关怀、最大鼓励、最大鞭策！”等等等等。

　　此刻，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陈励耘和南萍坐在沙发上，显得很累。陈励耘点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把腿伸直了。王洪文对他们讲了最近到北京去开会的事，特别提到有份中央文件带了回来，说着他把中央文件递给南萍，南萍在看的时候，陈励耘把头也凑过去，两人合看一份文件。突然，陈励耘拿烟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手指夹着香烟的烟灰烧得很长都不察觉。文件的内容，对他来说确实是惊人的消息。等他们看完文件，还未吭声，王洪文就宣布：“陈励耘，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命令，现在对你实行隔离审查！”与此同时，南京军区的几个干部也走到他身后。陈励耘有个特别的动作，当他听到毛主席的命令，就把两只手举起来，做了一个投降的姿势，神态非常沮丧，站起来就随着南京军区的干部从小礼堂后门走了。

　　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抓捕陈励耘后，已是晚上八点多了。王洪文请南萍到锦江饭店北楼吃饭，我和王秀珍两人作陪。王洪文告诉南萍：“这次我们接到命令抓王维国和陈励耘，你要把浙江的工作稳定下来，至于空五军的工作，叫白军长主持。”正在说话的时候，警备区董副司令来报告说：“王维国和陈励耘两人已被安全押离上海，送到南京军区在一座山里开挖的坑道里的地下室，看押起来。为了安全起见，一路上给他们头上盖了一条军毯。到了目的地，给他们吃了晚饭，王维国胃口很好，吃了一大碗肉丝菜汤面。”

　　王维国、陈励耘的最后命运

　　在王维国、陈励耘被抓捕的同时，“三国四方”的其它几个人，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在南京被抓捕，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在北京被抓捕。这样，参加过上海“三国四方”会议的几个人全部落网。九月二十四日，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由周恩来亲自出面，对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等四人实行抓捕，把他们关押于北京卫戍区驻顺义的部队里。毛泽东接着又下达了一道命令：全国的林彪专案由周恩来总负责，华东地区的林彪专案由许世友、王洪文负责。这以后，一场全国范围的批林整风运动以及清查林彪余党的工作就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

　　至于王维国和陈励耘两个人的最后命运，取决于一九八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的判决。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王维国在被关押了十多年以后，军事法庭认为：王维国积极参与林彪集团策动武装叛乱的犯罪活动，参与林立果指挥的“上海小组”，并根据林立果的旨意组建“教导队”等武装和试制七·六二毫米轻型冲锋枪，积极为林彪策动武装政变服务，参加《“五七一工程”纪要》在上海召开的建立武装政变指挥班子的秘密会议，并被林立果指定为上海的“头”。在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后，积极参与策划在上海谋杀毛泽东的活动；谋杀计划失败后，又将毛泽东在上海的谈话内容和离开上海的情况密报周宇驰，促使林彪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据此，王维国在一九七八年四月被开除党籍，一九八二年二月被开除军籍，一九八二年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一九八五年刑满释放，让他回到他妻子杜贵珍的原籍河南省安置，一九九三年病故。

　　陈励耘的处理比王维国稍轻一些，先后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进过秦城监狱，一九八二年三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免于起诉，一九八二年五月按一般干部退出现役。给陈励耘的免于起诉书内容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

　　〔82〕军检免字第10号

　　被告人陈励耘，男，现年63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3月入伍，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因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于1971年9月20日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陈励耘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6月13日移送本院，提请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陈励耘犯有以下罪行：

　　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在“准备阶段”建立“指挥班子”的“实施要点”，召集《纪要》中确定的指挥班子成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军第四军政委王维国以及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开会。会前，林立果派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于新野专程去杭州接陈励耘。陈在于新野陪同下，于3月31日晚赶到上海参加了会议。会上，林立果指定陈励耘为杭州的“头”，陈励耘接受了委派。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供认不讳。

　　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免予起诉”的陈励耘已被关押了十年有余，获释以后，他被安置在浙江嘉善，与他的老伴共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