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王秉璋和夫人史导在空军大院住宅前合影

　　事情发生在1967年2月13日和16日两个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会议，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在会上，以陈毅、李富春、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为一方，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为一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会议记录送毛泽东后，他看到陈毅的发言中重提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勃然大怒。2月18日，他把叶群叫到住所谈话：“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几个，都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听我的话，不跟我走了。他们讨厌群众运动，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是不理解，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我的决心是不会改变的，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他们不跟我走，还有林彪和你，我就带你们两个到南方去。”叶群当即表示，林彪永远忠于毛主席。毛泽东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又批评，又挖苦。接着，不但在政治局会议上让几位元帅和副总理受批判，在军委会议上让他们作检讨，还在全国掀起了批判“二月逆流”的浪潮。3月14日，中央文革(专题)甚至在北京举行了十万人的大游行。

　　几位元帅和副总理挨批以后，毛泽东还是不放心，特别担心老帅们在军队中的影响。据《吴法宪回忆录》记述：

　　“毛泽东就想起了几位老帅，不知道在批判了他们以后，这几个人在背地里有什么不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有没有转变。毛泽东想知道他们在西山究竟在干些什么，就想派人去暗地里察看一下。

　　毛泽东先找到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刘素媛，让刘素媛告诉叶群，要叶群乘机把王秉璋送到西山，去和老帅们住到一起，看看那些老帅们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都有哪些活动，有没有串联？刘素媛还告诉叶群，毛泽东要王秉璋注意经常了解一点情况，并且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后来，叶群就带着她的女儿林豆豆来到王秉璋的家，把毛泽东的意思告诉了他，向他布置了这个任务。后来，林豆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后来，王秉璋通过我转给毛泽东的报告至少有两个。我还记得，这两个报告都是用记录本的纸写成的。在报告里，王秉璋把他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大概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一起散步、谈话什么的，都写得清清楚楚。两个报告都说，老帅们在受到批判以后，接受了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都有所转变，一致认为这个运动搞得好，对“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用很大。

　　毛泽东看了这些报告，曾经批转给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的人传阅。”

　　吴法宪在书中评论：“王秉璋实际上是做了一件好事，他这两个报告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几位老帅的作用。”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批准除谭震林以外的其他老帅和副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他们总算暂时过了一关。

　　王秉璋1955年授中将军衔，文革前任七机部部长兼空军副司令。文革初遭到揪斗、关押，得了肝炎，他的妻子通过吴法宪、叶群找林彪求情。林彪让叶群报告毛泽东，七机部是重要的机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也要两弹一星，于是同意解放王秉璋，还派他到老帅们身边卧底。到底是老帅们真的“接受教训”，转变了态度？还是他们意识到王秉璋为何而来，有意表现给他看？或是王秉璋同情老帅，专拣毛泽东爱听的写？只有天知道了。

　　1971年9·13事件以后，王秉璋被视为“上了林彪贼船”撤职，审查关押长达十年。1981年免于起诉获释。但直到2005年去世，他也没有得到一个政治结论。唯一让他感到宽慰的是，2000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里这样评价：“王秉璋同志对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