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张筑生出生在贵州省贵阳市，他似乎一出生就带着吸引死神的“魔力”，一生中数次让死神降临与其共舞。

　　2岁的时候，他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从刚开始的发热呕吐到后期严重的迟缓性瘫痪，虽然他挺了过来，但是他的小脑受到了不可修复的损伤。

　　这是死神的第一次降临。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异想天开地制作了一个小木头人，可自行爬上垂直的墙壁，等到爬到天花板时就张开降落伞着陆。

　　这个小木头人让他获得了全国第一届少年儿童科技发明一等奖。

　　一个爱动手的小发明家，老师和同学都这样称呼着他，他自己也是非常满意这个称号，也幻想着自己成为爱迪生的场景。

　　但这只是死神和他开的一个玩笑而已。

　　1953年，也就是他13岁的时候，他在一次摔伤中导致左臂骨折，骨折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一般休养个把月也就可以痊愈。

　　病菌从摔伤的地方侵入了他的血液，进而转成了败血症。

　　他凭着自己毅力让死神的第二次降临铩羽而归。

　　然而，左手永久性残疾粉碎了他曾经所有的幻想。

　　从那以后，他变的安静了。

　　除了学习，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引起他的注意力了，他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书呆子”。

　　1959年，也就是他19岁的时候，他考进了四川大学的数学系。在进入川大三年以后，整个数学系就流传着无数关于他的事迹。

　　给同班同学讲课，大二的时候去考大五的拓扑学获得了最高分，在成都上了三年学不知道杜甫草堂、青羊宫、人民公园在何处，也没有看过一次川戏。

　　那时候他是整个川大数学系公认的天才，更是一个“没有情商数学呆子”。

　　那时候在数学系有一个女孩一直暗恋着他，但是一直不敢表白，临近毕业分配前，女孩终于着急了，于是羞羞答答却装着一本正经跑去问他一道非常简单的几何题想让他知道自己对他的爱意。

　　可是他却十分严肃认真地开始给女孩讲解题目“这题很简单，引一条辅助线就可以了”，

　　女孩不死心继续问道“那辅助线该如何引呢”，话都已经说道这里了，只要有一点情商的人应该就会明白其中的用意了，

　　可是他却回答道“引一条平行线就可以了”。

　　在毕业分别的时候，女孩托人转交了一本书给他，书中有一封信，信中只有一行字：缺一条辅助线，这时候他才稍微有点明白女孩的用意。

　　1964年，他毕业留校任教，而这一待就是14年。

　　从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成绩、学术水平上来说，整个川大数学系的老师中，他应该都是排第一的存在。

　　可是在四川大学文革(专题)后的第一次评职称中，他却连一个讲师都没有评上，理由就只有一个，他是文革造反派。

　　这次评职称彻底伤害了他的自尊，以至于友人去见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不谦虚的话“那些评上讲师职称的，一大半只配听我的课”。

　　心灰意冷的他，在1978年选择报考北京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他非常轻松的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在考研的试题中有一道题存在着问题，然而全国的考生都没有发现还都全面分析了这道题，只有他提出了这道题无解。

　　那时候北大的老师开着玩笑说“以他的水平根本不用读研究生，甚至可以给研究生开课”。

　　1981年他以优秀的成绩研究生毕业，成为了我国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不过这还没有结束，他读研结束立马开始攻读博士研究生。

张筑生论文答辩的场景

　　1983年他把著名数学家Smale提出的‘四大猜想’中的一个给干掉了，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他博士学位，本来他应该是中国第一位博士的，

　　可是当时的校长张龙翔比较谨慎，第一年没有通过，以至于全国第一博士的称号被其他院校抢去。

　　第二年，在一百多位专家的见证下，他成为了北京大学第一位博士，编号001，张筑生这个名字，也被无数人知晓。

　　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五年，研究生六年，张筑生对数学的学习整整投入了二十三年，就如同的他在博士生开学典礼上所说的一句话，

　　数学不仅是他的宗教，更是他的信仰。

　　1986年初他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归来以后，学校领导交给了他一件任务：讲基础课“数学分析”与“微分动力系统”，并致力于编写一套教材，以填补学术空白。

　　那时候没有一个知名教授愿意接这样的任务，因为那时候在北大只有科研成果才是立身之本，而教基础课编写基础教材是不算在科研成果中的，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压根没有人干。

　　那一年，46岁的张筑生，如日中天，正是出成果的黄金时节，可是他没有一丝犹豫，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选择答应了。

　　他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是的，用他最黄金年龄的五年全心投入于编写了《数学分析新讲》的一、二、三册。

　　他的导师廖山涛院士对这本书评价道“有了这本书，一大批年青人可以顺利地进入学科前沿”，（在2000年，该书获教育部科学进步著作二等奖，而一等奖在那一年空缺）

　　如此“傻瓜”似的人，却没有获得天使的垂怜，而是获得了死神的第三次降临。

　　就在这套《数学分析新讲》面世不久，张筑生被查出了鼻咽癌。

　　癌，这个字似乎在对着张筑生说“你的死期到了”。

　　这次死神似乎是真的怒了，它想要用这个字来击垮他，慢慢地折磨他，让他在绝望中死亡。

　　可是死神再次失算了，面对病痛，张筑生流露出一丝悲哀，不是因为害怕死亡，而是他怕这个病影响他的数学研究。

　　在那以后，他踏上了整整12年漫长的放疗过程。

　　1995年也就是他查出鼻咽癌的第四年，他被任命为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这是信任？还是荣耀？

　　不，都不是，这又是一份无法出学术成果，无法记入教学工作量的工作。

　　有了第一次的“傻瓜”经验，加上他自己的身体原因，张筑生有一百个理由，堂堂正正的理由去拒绝。

　　可是他再一次，再一次的接受了这样的苦差事。

　　他说：“这些事总得有人干呀，个人名利事小，国家荣誉事大”，所以他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个责任。

　　当奥赛教练最难的是出题，因为参赛选手都是中学生，所以每道题都要把高等数学初等化，这种倒推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要搞出一个既有新意，又有难度，还能分出学生优劣的题目，至少需要一周的时间，而张筑生每年都能拿出几十道新题出来。

　　“我做过一次教练，就再也不想做第二次，累死人了，而外人根本不了解这份差事的艰苦程度，而张筑生他为了搞这个奥赛，他连命都搭进去了”，北京大学教授赵春来说道。

　　他就像一个赌徒一样，一个拿着命来赌的赌徒，他赌上他的一切，他赌他能带领中国拿到第一。

　　他全情投入，翻越无数资料，设计考题与练习，全不想名与利，连问都不问一下。

　　他不知道名和利是需要去争去抢的，他也忘记了在他身边还有死神在窥视，更不知道有多少嘲笑他是一个傻子。

　　他说“这一工作，不是你懂不懂的问题，关键是要学生懂，不是你出成果，重要的是学生出成果，要甘当人梯，为学生谋未来”。

　　他每次给学生讲课脸都要肿好几回，因为他的体质对于粉笔灰过敏的非常厉害。

　　他一边接受着鼻咽癌的化疗，一边工作，与学生休戚与共，甘苦共担，爱学生如同子女，他说“数学的未来是属于年青人的”。

　　他默默忍受着钻心刺骨般的疼，也默默地承担着一切压力。

　　可是他的沉默却迎来了死神的第四次降临，长期的过度劳累导致他在患上鼻咽癌以后，又患上了结肠炎，癌变也转移到肝部。

　　2001年夏天，在天津南开大学，他一个人为200名预赛选手办培训班，从出题、判题、讲课到讨论，他唱了七天‘独角戏。

　　你知道这七天他是怎么过来的吗？

　　口腔溃疡、唾腺损坏、严重的结肠炎、全身骨头疼，癌症转移引起的腰以下严重浮肿，那七天他每天只能吃一点牛奶、葡萄糖、豆腐这些流食。

　　从1997年到2001年，他带着半身癌细胞，领着一帮数学尖子，五度出任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国家队主教练。

　　五年间，张筑生从加拿大转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他带领中国拿到了五次团体总分第一，其中有三年参赛六名选手，以全部金牌成绩傲视整个国际赛坛。

　　他用命，用一个“傻”字赌来了五次世界第一。

　　而他在拿了五个世界第一以后，他也在北京协和医院拿了一个“第一”，他是该院有史以来接受最大量放疗的癌症患者，不敢说后无来者，但却是史无前例，

　　有一次在课堂上他对着下面几十张青春的脸说道“也许你们所有人经历的痛苦之和，也没有我一个人经历的痛苦多”。

　　可是他从来没有跟一个人，任何一个人，包括妻子、学生、领导喊过一句疼。

　　死神呆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傻”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玩命的“赌徒”。

　　五次世界第一，可是没有一次计入他的教学工作量中，曾经有他的学生拜访过他在蔚秀园的家，在看过以后，学生曾一度想要放弃从事科学研究的打算。

　　因为那个家真的是太破太破，清贫的不能再清贫，你完全想象不到那是北大第一位博士，带领中国取得五次世界第一的人的房子。

　　在学校教学、奥赛培训之外，张筑生还为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开办的“数学教师研讨班”授课。

　　而这一开就是整整八年，八年间从未间断，是的，从来没有间断过一次，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前六年，他没有收过一分钱，完全的义务授课。

　　后来海淀区实在过意不去，给以每月酬金10元人民币，每月四次课，算下来每次课2.5元，每小时0.81元。

　　家徒四壁的房子，别的老师都已经开上了奔驰宝马，而他却还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

　　对了，每次他前往海淀区上课的时候，就像是表演杂技般，用着不残缺的右手在北京的自行车海中前进。

　　而他一贫如洗还掷地有声地说道“精神财富终于物质财富”。

　　他的好友王恳说道“张筑生，是怎一个“傻”字了得！”

　　2001年，张筑生的病情更重了，严重的结肠炎闹得他一天要上几十次厕所。

　　为了上好一堂课，他要提前一天节食，上课当天则禁食禁水，院领导劝他全休养病，他不同意。

　　妻子刘玲玲代他向领导解释：“他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与其让他在痛苦中煎熬，不如让他在工作中忘掉痛苦，在思考中享受快乐”。

　　生不如死，这个词来形容太恰当不过了，骨头骨节钻心刺骨的疼，可是张筑生还是咬着牙坚持着，他对待死亡的冷静和工作的执着让死神沉默。

　　最后一次工作，张筑生是被几位研究生抬进了北大第一教学楼208室。

　　是的，是抬进，那时候的他已经失去了方向感，那次工作是他的微分拓朴学考场，他要亲自为38名学生监考。

　　在监考结束批改完成绩和评语之后，他立马就被送进了医院。

　　送进医院以后，他的友人（王恳）前来探望他，友人非常生气的质问道：“听闻北大冷淡你，很不公平，待遇很差是怎么回事？”

　　“也还不错，玲玲（妻子）调入北大了，在数学系电子计算机组，工作很不错，还是一个小头头呢，特为顶尖级教授修的蓝旗营宿舍，也分给我了，至于博导及其他，我的工作量不够，科研成果不多，也属正常，我只是一个普通教授。”张筑生没有带一丝怨气、一点不满地回答道。

　　“聊可自慰的是，学生待我很好，无论是北大旧有的学生，还是奥赛团的学生，常来看我，有的远在德国、澳大利亚，常打电话问候我，这世界上有人记得你，惦念你，这也就足矣。”

　　说起学生他似乎像摆脱了病魔一样，非常兴奋地与友人说了起来。

　　友人问他有什么豪言壮语没有，想要给他写一篇文章，他平静地回答道：“我没有豪言壮语，只是想踏踏实实做点事”，

　　友人继续问道：“张筑生，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川大故交若相问，我何言以对？”

　　张筑生想了想，说道：“你就说张筑生一生努力了，于心无愧，告知亲朋好友，筑生不久于人世”。

　　接着友人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2002年2月6日，死神再次来到了他的身边，死神看着面前脸色苍白，瘦得脱了相的人，他问道：“先生，这一切都值得吗，值得你用生命来赌吗？”

　　张筑生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慢慢地露出了一个安静地微笑，在这个笑容里，死神看到了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

　　仿佛在告诉他两个字“值得”。

　　那一天，张筑生走了。

　　那一天，见证他一生经历的死神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