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叙利亚的女性自述：从ISIS成员到难民

　　朋友被带去警察局接受鞭刑时，杜瓦(Dua)只在全由女性组成的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道德警察组织“汉萨阿旅”(Khansaa Brigade)工作了两个月。

　　警察拖来了两名女子。她打小就认识她们。那是一对母女，女儿只有十几岁。两人都有些慌乱。她们的黑色长袍被认为太贴身了。

　　看到杜瓦时，那个母亲跑过去求她从中说情。

　　“她们的长袍真的非常紧身。我对她说错在她们；她们出门穿错了衣服，”她说。“她们听到后表现出了不满。”

　　杜瓦重又坐下，看着其他警察把两人带进后面的一间屋子行刑。摘下遮着脸的面纱后，警察发现杜瓦的那两个朋友还化了妆。最后，两人因为长袍穿着不当和化妆分别挨了20鞭和五鞭，因为羁押期间不够听话又多了五鞭。

　　两人开始惨叫，杜瓦死死地盯着天花板，喉咙发紧。

　　杜瓦的二表姐奥斯(Aws)也在汉萨阿旅工作过。在杜瓦的朋友被鞭笞后不久，奥斯看到有人在穆罕默德广场残忍地鞭打一名男子。那名男子约莫70岁，满头白发，身体虚弱。有人听到他诅咒真主。随着人群聚集起来，那些人把他拖进一个公共广场，并在他跪下后用鞭子抽打他。

　　“他一直在叫，”奥斯说。“幸好他诅咒的是安拉，因为安拉心怀慈悲。如果诅咒的是先知，他们会杀了他。”

　　如今，25岁的奥斯和20岁的杜瓦逃离了拉卡以及那里的圣战统治者，生活在土耳其南部的一个小城。在这里，她们遇到了22岁的阿斯马(Asma)。她也是从汉萨阿旅逃出来的。她们藏身于这里的大量叙利亚难民之中。

　　伊斯兰国自行宣告成立哈里发国后，作为其首都的拉卡如今广为人知。她们三个从小在拉卡长大。那里的过去和现在截然不同。她们在本文中皆以化名出现。三人用了几个小时介绍今年秋天的两次出逃经历，回忆各自在伊斯兰国统治下的生活，以及圣战分子如何彻底改变了拉卡。

　　三人都称自己是相当典型的拉卡姑娘。奥斯更喜欢好莱坞的电影，而杜瓦更喜欢宝莱坞。奥斯家属于中产阶级。她在幼发拉底大学(Euphrates University)的一家分校念过英语文学。学校位于哈萨卡，坐公交车需要三个小时。她如饥似渴地读小说，特别是丹·布朗(Dan Brown)的作品，不过也有些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著作。

　　年轻外向的阿斯马曾在幼发拉底大学学习商科。她也是一个读书狂，喜欢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会说一点英语。

　　2011年，当针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的政府的反抗活动开始席卷叙利亚全国时，抗议活动离拉卡似乎还很遥远。有关战争和屠杀的消息，大多也是来自霍姆斯等遥远的西部城市。即便是在拉卡开出现流浪者，城里的年轻男子开始加入该地区的反阿萨德组织——包括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和伊斯兰国的前身——时，生活似乎还是没受到任何影响。

　　2014年初，一切都变了。伊斯兰国夺取了对拉卡的全面控制，并使该市成为了自己的指挥中心，大力巩固自己的权威。反抗者，或是家人、朋友认识了不该认识的人，会被羁押、严刑拷打或杀害。

　　在世界上，伊斯兰国又被称作ISIS和ISIL等。但在拉卡，民众开始称它为“组织”(Al Tanzeem)。人们很快明白，在社会秩序中的各个角落，一家人的生死完全掌握在组织手上。

　　拉卡居民不仅变成“组织”领导层的控制对象，他们的社会地位也突然间进一步下降，“组织”的领导层主要来自伊拉克。随着外国武装分子及其他志愿者开始涌入城镇，响应圣战的号召，他们成为这个动荡地区的领导人物。在拉卡，叙利亚人充其量算是二等公民。

　　杜瓦、奥斯和阿斯马是幸运的：她们可以选择加入。她们都选择通过工作和婚姻向“组织”换取生存的机会。

　　但她们并不支持这种极端思想，即便在逃离家乡进行躲藏之后，她们仍然努力说明，她们是如何从年轻的现代女性转变成伊斯兰国的道德警察的。

　　那时候，每一个选择似乎都是正确的选择，都是一种能让生活继续下去的方式：嫁给武装分子以抚慰“组织”，让家人都能受益；加入汉萨阿旅，获得行动自由及收入，在这个城市中，女性已被剥夺了自主权利。

　　但很快，每一个让步都带来了令人厌恶的结果，这些女性开始悔恨她们如何被迫陷入与邻里对抗的处境，这是正在撕裂她们所爱的社区的其中一股力量。只有在几个月后，当她们再次失去丈夫、遭到抛弃和被迫嫁给陌生人时，她们才会明白她们是被用来充当外国武装分子的临时慰藉，这些武装分子心里只有暴力，以及一个形象模糊的神。

　　她们最终确信，逃跑是唯一出路。她们和其他叙利亚人一样离弃了家园，将这个国家留给那些心中没有叙利亚的外国人。

　　这些女性试图将自己加入汉萨阿旅的行为合理化，但她们无法不看到“组织”作为一台野蛮杀人机器的现实。而整个叙利亚，似乎都已经变成一个有关死亡的问题。

　　2014年7月的某一周，杜瓦的丈夫阿布·苏海(Abu Soheil)三晚没有回家。第四天，一群武装分子来敲杜瓦的门。他们告诉杜瓦，在位于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的塔尔阿卜亚德镇的一场战斗中，阿布·苏海引爆了自己。

　　10天之后，她丈夫所在队伍的另一名男性来到其住所。他告诉杜瓦，她不能独自一人在家，需要立即再次结婚。

　　“我告诉他，我仍止不住哭泣，”杜瓦说。“我说：‘我很伤心。我想等完三个月。’”但这名指挥官告诉她，她跟普通的寡妇不同。“你不应该哀痛悲伤，”他说。“他自己要求牺牲。你是烈士的妻子。你应该高兴。”

　　就是这个瞬间让她感到心灰意冷。

　　她知道她得逃走。

　　在杜瓦得到这个消息后不久，奥斯也收到了消息。她丈夫阿布·穆罕默德(Abu Muhammad)也在一场自杀式行动中身亡。

　　杜瓦因为无法忍受另一场强迫婚姻，最先离开了叙利亚。

　　四个月后奥斯决定离开时，由于土耳其开始加强安全举措，穿越边境变得更加困难。

　　到初春的时候，阿斯马在纠结是否逃走。

　　她和表姐妹计划逃跑时，没告诉任何人，甚至没告诉家人，她们只带了自己的手提包。

　　饼了几年羞辱与失望的生活后，这三名女性表示她们没想过再回去，即便伊斯兰国倒台。作为故乡的拉卡，只留在她们的记忆中。

　　“谁知道战斗什么时候能停止？”阿斯马说。“叙利亚将变得像巴勒斯坦一样；每一年人们都在想：‘明年战争会结束。我们将会获得自由。’几十年过去了。叙利亚现在一片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