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罪根难斩 安倍装腔不成反被打脸(图)

　　当地时间8月14日，“安倍谈话”过后，尽避有白宫为其高歌“70年来，日本展示了对和平、民主和法治发展的持久不变的承诺，他们在这方面的记录堪称世界其他国家的表率”，但观从战后50周年村山谈话中诚恳地对战争进行反思，到70周年讲话安倍一再“打折扣”的道歉态度，此间日本的道歉不仅越发显得单薄和苍白，首相战后谈话议题的背后更是日本二十年间对待历史言行不一、失信于人的可悲境况，重塑历史观远远行比言艰。

　　“安倍谈话”的历史溯源

　　在日本政坛上，首相的出任一直以我方唱罢你登场的节奏亮相，相比于成熟的治国战略和妥帖的外交方针，外界对走马灯似的首相政治治理的观察显然不如从带有个性色彩的历史观入手来得清晰明显。历数日本历任首相，强势人选往往更容易能任职更久，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便在于，擅长将历史认知问题作为“彰显个性”的手段。

　　无论是1995年8月15日，前首相村山富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纪念日发表谈话中提到，“我国在不久前的一段时期，国策发生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他还强调“为了避免以后发生错误，毫无疑问，我们应谦虚地接受历史事实，并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安倍将右翼进行到底

　　抑或1996年1月，桥本龙太郎作为首相在参议院会议回答日本共产党议员的提问时承认，“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害和痛苦，这是事实，对此我们必须承认，并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

　　还是2001年10月8日，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参观卢沟桥抗日纪念馆时说：“今天我有机会参观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由衷的歉意和哀悼。在2005年8月 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无条件投降60周年纪念日，小泉纯一郎在谈话中也谈到“我国由于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谦虚地对待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那场大战中遇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决心不淡忘这一悲惨的战争的教训，决不会再次使兵戎相见，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乃至于2007年3月11日，安倍在其第一任期内也曾表示“向当时心灵受到创伤、饱受艰辛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歉意。”

　　一系列看似没有在摆脱战后体制上走得太远的表态之下，其实并非绝对平静的水面。首相谈话所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只服务于日本，甚至于首相个人的利益。在这当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小泉纯一郎。标榜无信不立的小泉在其任内六度6度参拜靖国神社、表态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多次呼吁美国帮助日本增加防卫军力以对抗朝鲜、甚至一度提倡修宪，欲把自卫队正名为“国家的军队”。而当前，安倍亦走上了同样的道路，顺应形势强势回归政坛后，并打起历史认知的算盘。那么，究竟是何原因让日本首相一直乐此不疲？

　　“谈话”缩水 日本展现劣根性

　　首次上台即采取一种守势，积极缓解已濒临冰点的中日关系，一改鹰派立场作出属实务的策略转移，不参拜靖国神社，在国会相继以“政府”和“首相个人”立场向亚洲人民道歉，并将就任后首访地点定在中国。而至第二任期，安倍转而宣布继承其外公岸信介（Nobusuke Kishi）的修宪遗志，推进所谓日本“正常化”，并进而提出今天缩了水的“安倍谈话”。

　　安倍的做法看似矛盾，但也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说他参拜靖国神社，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问题上表现强势，试图修改宪法有关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只是为了一味迎合右翼分子的支持却并不确切，因为这些想法早已植根于其政治理念之中。无论是是安倍第一任期时看似“温和”的做派，抑或再次上台后的“强势”，还是目前的微调，安倍政策始终是围绕经济、同盟关系、国家利益三者展开，从未远离，也无谈“恢复正轨”。

　　与此同时，或许也可以从日本战后一直将“战败日”称作 “终战日”中略窥端倪。当含义中性且模棱两可的“终战”取代“战败”成为对二战结束的最终注脚，已可以预想到日本在战后将以何种态度对待这段战争的历史。裕仁天皇曾在《终战诏书》中明示，”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残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并非自愿结束这场非正义的战争，这只是其无法继续负隅顽抗之下的无奈之举，而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又何谈认罪称败。此外，1956年日本政府更是在其《经济白皮书》中明确宣布“战后已经结束”，试图为这段历史画上最终句点。

　　除此之外，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历史认知偏差可以视为日本国内不愿正视这段历史的直接原因，而其身上一直存在否认历史声音的更深层次原因，更要从日本的国民秉性中去挖掘。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与刀》一书中，曾利用人类学的方法对日本的国民性格进行了剖析，并对该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方面诸多特征作出了总结，其中包括崇尚精神和意志，贬低物质；人之完满的要求；报恩的观念；人情的世界；强烈的“耻感”；矛盾的性格；善变的伦理等等内容。她指出，当日本在为其战争的“正义性” 辩护时，实际上已显然践踏了“自己要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的基本准则。

　　以战败者身份“终结“二战给日本带来的“耻感”一直难以消磨，与此同时无“罪感”也深深植根于日本的民族性之中，正是“知耻不知罪”二者的交融，令日本始终难以作出真诚的忏悔，并欲摆脱这样一种所谓的战后“非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