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教授著书 唤醒那些被遗忘的抗战往事

　　8月22日，曾是抗日战场的复旦校园迎来了一位以研究中国抗战而知名的英国学者。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历史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携其中文版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在此与中国学者和媒体进行了一场对话。

　　对话参与者包括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石源华，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张维为和《第一财经日报》等若干媒体。

　　米特认为，重写中国抗战史，不仅是要让中国的二战贡献重新被世人所知，而且是要唤醒中国和亚洲关于二战的多元化、地方性历史记忆，从而为开展亚洲历史的多元对话提供基础。

　　不仅被遗忘，还被亏待

　　提问：此书的英国版和美国版书名不同。英国版是《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是一个一般战争史的书名。美国版是《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二战1937~1945》，强调了中国受到的不公正的忽视。美国版书名更符合当今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其国际贡献需要得到更多承认的大势。中国版也大体沿用了美国版的书名。这种差异是否有意为之?

　　米特：书名的差异既反映了对历史和现实的不同理解，也受到出版商在不同市场营销策略的影响。英国读者的阅读和历史视野比较广泛，一场影响到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他们也会感兴趣，所以英国版的书名就比较直接。

　　美国读者一般只对美国和跟美国有关的事情感兴趣，所以，如果你想要让美国人读一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你就得告诉他们这也是一本跟美国有关的书。对于美国人而言，那段历史所包含的首要信息是，在70年前，在美国所打过的一场最重要的战争中，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这个盟友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其后70年来的中美关系虽时好时坏，但两国相处一直不易。这个书名是在提醒美国人更公正、更同情地对待中国。

　　提问：中国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不是到了战后才有的，在战时就已经开始了。书中叙述了一个最好的例子。1944年，为了打通战略交通线滇缅公路，美国迫使蒋介石派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北部作战。这一远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使得中国国内无力防守日本发起的豫湘桂战役，导致巨大损失和国统区经济社会濒临崩溃的严重后果。这是不是美国对中国有所亏欠呢?

　　米特：这是二战史上一个复杂而至今仍存争议的课题。1944年，中国军队不得不两线作战，一方面在缅北滇西发动攻势，一方面在华中南抵御日本超过  50万兵力的大举进攻。蒋介石认为，在中国腹地受到攻击时，美国强迫他派兵援助对中国而言重要性较低的缅甸，直接导致了中国局势的恶化。但我不同意蒋介石的观点。我认为，豫湘桂战役的重挫，并非远征缅甸的直接后果，而是1941年年底美、英、中结盟以来，美英对中国长期忽视和支持乏力的累积结果。

　　当时中国的交通网络损毁严重，要将远在印度和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调回国内守备华中南，几乎没有可能。中国远征军在中国领土以外为盟友而战，这其中的象征意义，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应当责备的不是远征缅甸，而是美英长期把中国战场的需要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这种态度。它们的目标是把中国以尽可能低的代价留在战争中，以拖住日本。它们对中国的支持往往三心二意，条件苛刻，口惠而实不至。在同蒋介石及其政府协调方面也用人不当，偏听偏信。这一切不仅造成了中国战场的巨大灾难，而且也给此后中国与盟友的关系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当然，蒋介石政府自身确实存在的腐败和蒋的个性有时也给盟友间的互动造成了障碍。

　　与多元的日本对话

　　提问：日本否定亚洲侵略历史是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此书客观地叙述了南京大屠杀和重庆大轰炸等日本的暴行，显得十分可贵。日本有些政治家试图否认对邻国的侵略和战争罪行，而西方对日本的这种谬论则显得有些麻木不仁，每当日本倒行逆施的时候，出面抗议的往往只有中国、韩国、朝鲜，而鲜有欧美政界的声音。怎样让日本的那些政治家回归理性和人道的立场，怎样在世界范围内使日本的战争暴行像德国法西斯一样受到应有的谴责?

　　米特：这的确是当今亚洲乃至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试着来回答，但我的回答不一定能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同意。

　　我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单数的日本战争观，日本存在很多不同的对战争的看法。实际上，最早向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是日本记者本多胜一。上世纪70年代，他访问中国，寻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中国之旅”系列文章，激起了对二战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反思和辩论。我认识很多日本的学者、教师，尽其可能在传播关于日本战争期间在华行径的真相。也有很多日本新闻界、教育界和文化界人士对该国的战争暴行深表羞耻，并真诚希望历史不再重演。如果大家知道有多少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一流学术著作是出自日本学者之手，那你们就会明白，日本人在揭露上述暴行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方面，日本确实也有一些右翼政治人物，试图粉饰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而类似的粉饰在战后德国是不被允许的。

　　正如以偏概全地批评中国，把一部分中国人的言行说成是全体中国人的过错，一定会激怒很多中国人一样，不加区分地笼统地批评日本人，也无助于扭转日本民众的意识。我们应该同日本政界、学界、新闻界的有识之士合作，帮助他们说服他们的同胞。

　　我们一方面要更加广泛地传播正确的观点：日本的战争罪行应该得到历史的分析和认知;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理解，今天的日本是一个多元的、民主的日本，跟二战时那个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并无相似之处。

　　要让亚洲历史共识生长

　　提问：明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纪念中国的抗战?

　　米特：我认为，为了历史的理由而纪念中日战争是很重要的。它是20世纪最严重的冲突之一，人们铭记它是为了不再让历史重演。但是，在我看来，目前，亚洲各国在如何理解、纪念这场战争的问题上，并没有一种共识。这和欧洲的情况不同。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公民，对二战的历史和意义持有相当一致的观点。而在亚洲，日本、中国、韩国、东南亚，甚至中国台湾地区，对亚洲的二战各自持有相当独特的观点。我希望，明年这个整年份的契机，可以让亚洲的政治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尽量达成一些共识。

　　但这并不容易。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看法存在较大分歧。在中国，这一角色往往被描述为日本侵略全亚洲。但其实并不是所有亚洲国家都这样看。

　　我有印度血统，所以我了解印度对日本的看法。印度人一般不会想到二战时的日本，如果让他们去想这个问题，很多人会觉得那个时期的日本是在帮助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印度著名独立运动领袖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是日本的盟友，他在印度国内被视为民族英雄，至今在加尔各答还有他的纪念馆。我在书中描写了他同汪精卫在“大东亚共荣圈”成立大会上的短暂会晤。如果你去问印度的主要政治家和主流的历史学家，我想其中不会有人对“日本支持印度解放”的这段历史持有特别负面的看法。

　　在东南亚，情况也比较复杂。例如菲律宾。如果你去参观马尼拉的总统府，你可以看到同日本合作的菲律宾总统何塞·劳雷尔(José  Laurel)的画像和其他总统的画像并排挂在那里，因为他在二战期间同日本的合作，被视作菲律宾争取从美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的一个斗争阶段。

　　在缅甸也是如此。昂山素季的父亲、缅甸独立运动领袖昂山和他的战友巴莫等人，都是二战期间日本的盟友，他们也被很多缅甸人视作民族英雄。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也是日本的合作者。

　　即便日本在上述国家做出过一些恶行，但当地人往往更重视日本在终结西方殖民统治上起到的作用。日据时期通常被视作一个短暂插曲，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的殖民统治才是他们长期的噩梦。

　　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整个亚洲团结一致批评日本，比如谴责参拜靖国神社，并不容易。

　　提问：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基础，使得亚洲的历史认识趋于达成共识呢?

　　米特：首先亚洲各国要有达成共识的意愿，要有构建共同历史的意愿。二战后的欧洲就有很强烈的意愿，过去半个世纪的浩劫不能再重演了，特别是不能再让德国有第三次机会霸占欧洲大陆。甚至在德国，苏联和西方的军事占领也都以确保这一点为要务。

　　不过，在冷战时期，欧洲还是有两个版本的历史，西方的和苏联的。所以，即便在欧洲，统一的历史观也是到了冷战后才形成。

　　但是亚洲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在亚洲并未真正结束。作为一个历史状态的冷战，其结束的标志是，在一个地区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试图主导整个地区，把自己的历史观强加给该地区。在今天的欧洲，即使是俄罗斯也并不谋求这种主导权，所以这种共同的历史观反倒有了生长的余地。

　　可是在今天的亚洲，有若干强国都试图抢占先机，成为地区主导力量，美国也决心留在这里。所有这些势力都试图利用历史来支持自己的地区战略，所有的人都只愿意说自己版本的历史，对其他版本的历史充耳不闻。并非为了尊重历史，而是为了现实中的目的，人们各自说着不同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共同的历史观是无法生长的。共同的亚洲历史，在最近的未来，还只是一个愿望。

　　蒋介石的悲剧和遗产

　　提问：此书的很大篇幅在写蒋介石，在写他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悲剧性生涯：赢得了抗日战争，却输掉了合法性;赢得了国际社会某种意义上的尊重，最终却输掉了国家。这本书是不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蒋介石的一条途径?

　　米特：首先我要声明，此书用较大的篇幅叙述蒋介石的言行，以及汪精卫和周佛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有关他们的史料比较容易获得。对西方学者来说，毛泽东和延安方面的史料相对难以获得，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研究国民政府甚至汪伪政府的著作比研究中共方面的著作要多的原因。

　　话说回来，此书确实得益于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的新史料公开的便利。但日记只代表了一个人的想法，并不等于说它的内容都是事实，所以使用起来也必须很小心。

　　你用了悲剧性这个词来描述蒋介石的抗战生涯，我觉得用得很好。古希腊语里的悲剧，意思就是，一个有着不可避免的悲哀结局的故事，不管主人公如何努力，最终无法战胜命运。我认为，1937年日本人全面入侵中国以后，蒋介石政府最终垮台的命运恐怕便已注定。战争打断了国家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让政府的腐败、专制等问题更趋恶化——强大自信的政府才会勇于开放，脆弱的政府会攫取更多的财富和威权，而蒋介石政府不仅脆弱，还被战争削弱了。蒋介石也无法完全控制军队，导致军事灾难。所有这些加起来意味着，只有速战速胜，他才能实现通过战争让国家浴火重生的梦想。持久战对他的政府则意味着疲惫与崩溃。而战争的发展恰恰陷入了毛泽东所预言的持久战。

　　如果我们跳出蒋介石政府一派的成败兴亡，更有意思的是探讨这个政府留下了哪些遗产影响了后来中国的走向。我认为有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对人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现代观念：政府不能仅仅向人民索取，也要提供治理和公共服务。大量的材料证明，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官员制定了很多社会改造计划，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付诸实施。这也许不是蒋介石本人最关心的事情，他关心的是大国政治、国际地位等等，但国民政府中的蒋廷黻等文官，确实推进了公共卫生尤其是妇女保健、教育、救济等公共事业。这其中蕴含的理念，虽屡经顿挫，但最终在海峡两岸的中国领土上都扎下了根。

　　提问：包括蒋介石政府的社会政策在内，此书似乎对很多被遗忘的东西都进行了再发掘?

　　米特：的确，现在的条件让很多被掩埋、被遗忘的历史得以重见天日。就拿中国国内来说，在一个宏大的抗日战争大叙事笼罩之下，很多地方的小叙事、小传统过去往往得不到重视、得不到述说，如今则是很开放的。重庆可以研究和纪念西南地区、国民政府的抗日牺牲和贡献;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则拥有“孤岛”时期、汪伪时期的各种历史记忆。可以说，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抗日战争老故事。这些故事相互之间并不一定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共同组成抗日战争的全貌。

　　我写《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希望把这些被遗忘的地方性记忆重新述说出来，把国统区、日占区和中共统治区的历史整合成一个有厚度的抗战史。